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在第一期“简报”上，竟编造谎言，说黄杰是“叛徒”。
历史悲剧的重演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哭笑不得。他了解黄杰，信任黄杰。她1928年入党，是一位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50多年来，她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历史清白无污，现在居然得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难道这就是所谓“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吗
徐向前和黄杰面对这一突然打击，冷静而又伤感。两位革命家，找谁去说，向什么人去讲呢他和她只好闭门长叹。
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地对黄杰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他们说你是叛徒，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黄杰心中明白，在这个时候遭到诬陷，与有人要打倒徐向前有关。她不加思索，坚定而又心酸地说：“我绝不是叛徒，免得你连我，我连你，说不清楚”
男儿有泪不轻弹。徐向前听了黄杰的这句话，想到几十年的老夫老妻居然被逼迫得说出了“离婚”两个字，不由老泪纵横。他想到俩人结婚不久，解放战争爆发。他渴望战斗，身体稍好一点就要求上前线，全然忘记了自己做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撇下刚生下孩子不久的黄杰，到晋冀鲁豫军区赴职。如果不是黄杰理解他，恪尽妻责，尽心竭力地照顾他的身体，千方百计地支持他的工作，他是很难完成解放山西的光荣任务的。解放以后，黄杰在纺织部工作，从不以老革命自居，一直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保持着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
这么好的妻子，徐向前怎么会舍得同她分离呢
徐向前一生讲求实际，他现在依然坚信：真理不能说成谬误，红的不能变成黑的。他默默不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
在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上，还严厉指责了“二月逆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黄永胜在总参谋部亲自部署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限。徐向前办公室的党支部写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黄杰。周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主席。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关键时刻，毛主席保护了徐向前和黄杰等老革命，避免了悲剧的重演。可是林彪却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别有用心地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1969年10月，徐向前被“疏散”到河南开封，过着半囚禁式的生活，整天呆在房子里，哪里也不能去，基本上失去了自由。他身边除了工作人员外，没有一个亲人。他的老伴黄杰在纺织工业部接受“审查”。直到1971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军队中几位老帅，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夫妻得以团聚。
徐向前和黄杰相濡以沫几十年，携手并进，患难与共，共同度过了一个个艰难时刻，成为令人羡慕的终生伴侣。
做为一名普通的男性，徐向前不算一个尽职尽责的好丈夫，尽管他也许想做到这一点。只有当他成为元帅的时候，他才使三位为他做出过巨大牺牲的普通女性随他的英名一起永驻人间。可以说，他对他的三位妻子都是忠诚的，他付出过，他也得到了。
2.4 儿女情长元帅与他的孩子
无论是做为儿子还是做为父亲，徐向前都是令人骄傲的。
但是做为元帅他又很难象普通人那样对父母和儿女尽奉养之责并共享亲情。
徐向前象世界上所有的父亲一样，爱他的家庭，爱他的子女们。当他初为人父之时，曾为那个爱情的结晶女儿而欣若狂。之后，每当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他都尽可能地倾其所有的父爱。徐向前是慈父，可作为元帅的他又很难象一般人那样尽父亲之责，特别是对他的长女松枝。徐向前永远忘不了1937年抗战初期，他随同周恩来进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顺便于9月16日中秋节前3天回家探望的情景。
他早晨六点出发，中午过后到了东冶镇，从这里到永安村还有几里小路，不能走汽车，只好弃车步行。要到家了，徐向前很兴奋，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和警卫员说着童年的生活、风土人情。什么东冶白菜、建安大米、台山蘑菇等都在话题之内。说着，忽然看到前边有一位老人，背着口袋吃力地行走。徐向前一眼就认出是父亲的背影，但又不相信这么巧，走近一看，果然是。他轻轻叫了一声，老人愣住了，用惊疑的眼光看着这两个军人。徐向前站在他面前，恭恭敬敬地说：“大大爸爸，我是象谦徐向前的学名。”老人听到“象谦”两个字，眼泪就流下来了，警卫员接过老人肩上的口袋，徐向前搀扶着父亲，问：“娘好吗”老人家用衣袖擦了擦眼泪，说：“她头年就过世啦。”一听这话，徐向前的脑袋轰的一下，一路的喜悦象是被一阵狂风吹得无影无踪了。
回到家里，姐姐、嫂嫂、妹妹、女儿，都很意外，恍如梦中相见，悲喜交集。消息很快传开了，村里热闹起来，亲戚、朋友、同学、邻里，都往“楼院徐家”去，要看一看这个出在本村的能与阎锡山比高低的大人物。住在外村的两个姑姑也很快赶来了。院子里，人来人往，上房和东西厢房都挤满了人。徐向前热情招呼着来来往往的父老乡亲，一一回答他们的问话。
记事以后还没有见过爸爸的松枝，又眼生，又不愿离开左右，当爸爸问她话时，却又害羞地躲开了。看到这亲切而又陌生的女儿，眨眼之间已长成14岁的少女，徐向前感慨万千。
松枝的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多少有点讲究：世道越来越黑暗，家境越来越贫寒，她又是又女孩子，希望能像苍松的幼枝一样耐寒霜。松枝确实是个苦命的孩子。生下来，母亲奶水很少，不够她吃。一岁多时。父亲又离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没多久，母亲又得了不治之症，命丧黄泉。松枝虽在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抚养下长大的。1925年他脱离国民二军回家探亲时，松枝正在牙牙学语，口里喊着“大大”，伸着小手要他抱。而如今却生疏、羞怯得不敢到跟前来。倒是两个外甥围前围后地要求他把他们带到部队去，上前线打日本。徐向前尊敬两个姐姐，从小听她们的话。在他看来，姐姐们的话同母亲的话具有同样的效力。在姐姐没说话之前，一直没答应。当姐姐说：“行”时，他才答应下来。后来这两个孩子在抗日战争中都牺牲了。大姐的儿子郭富安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一起殉难；二姐的儿子赵希圣阵亡于“百团大战”期间。
这次探家之后，直到1941年，松枝已是18岁婷婷玉立的大姑娘，长得方面桃腮，酷似她的母亲。聂荣臻派人把她接到八路军，后来又到延安，父女俩才有机会再见面。但此时的松枝已不可能象幼时那样亲近父亲，此后也一直保持着同志式的客气，把对父亲的深情和敬爱埋藏在心底。徐向前常常为此暗自神伤。但看到聪明好学的女儿，很快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医，他又感到无限欣慰。
好在徐向前满腔的父爱很快有了新的寄托。1947年2月，黄杰在山西长治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徐鲁溪。后来他们又有了一儿一女：徐小岩和徐小涛。
步入中年的徐向前，再也舍不得轻易放弃做父亲的责任。
除了去前线打仗，他尽一切可能和妻儿在一起，就是去后方养病，他也要他们一同前往。徐向前在养病期间，为了调节身心，增进体力，常以自己喜好的粤曲拉拉胡琴，或是敲敲扬琴。不过他的琴技实在不高明。有一次5岁的女儿鲁溪，听到琴声天真地说：“爸爸又在杀鸡哩”徐向前听了，大笑着放下手中的琴，把女儿揽在怀里亲了又亲。年过半百才真正享受到天伦之乐，这份儿女之情对他是何等珍贵啊。不过他毕竟是位军人，强烈的责任感总能使他在关键时刻理智战胜感情。所以他能多次离开幼子，奔赴前线。临终前还不忘嘱吒儿女们“永远跟着党走”。
令他痛心的是文革期间反动的“血统论”甚嚣尘上，凡高干子女都被揪。在他被“疏散”到河南开封后，孩子们受他的牵连，也遭厄运：女儿徐鲁溪在大学里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送往五七干校；小女儿徐小涛才18岁，想当兵没单位接收，去建设兵团也不要，后来走了“后门”，才当上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儿子徐小岩算是最好的，在远方部队服役。年迈而孤独的徐向前，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生活也没有一丝乐趣。他心中牵挂妻子和儿女，却无能为力。他是被“疏散”的人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这一切，直到他重新复出，才冰消雪融。
徐向前像所有的父亲一样，需要温情，需要儿女的感情爱抚，更需要向儿女们输出父爱。他很幸运，他得到了。
3 奇特的性格之谜
文雅、谦和、细致、坚韧，几乎所有见到徐向前的人都会得到一种与预想截然相反的印象，他们说：“徐帅像个教书先生。”好奇的人们细细地思索其性格历程，不由得生发出诸多感慨来……
3.1 书生与武将
人们都知道徐向前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军人。可所有见过他的人，又一致认定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类型的人，常常用“教书先生”或“小学校长”这样的词来形容他。的确，徐向前的外在形象和性格特征，很难使人与他所建立的丰功伟业联想到一起。然而，这种性格与职业的反差，正是徐向前作为元帅所独具的个性魅力之所在。那么他是如何将“书生”与“武将”这两种不同类型人物的性格特征统一于一身的呢
每个人性格的形成，都同自己的成长历程与双亲性格的濡染分不开。徐向前也不例外。
徐向前小时候，父亲多在外谋生，他整天跟着母亲屋里屋外转。
他的母亲姓赵，名金銮，生于1862年，长在离徐家不远的槐阴村，家境与徐门相当。她中等个，眼近视，裹小脚，话不多，明事理，性格温和，办事稳重。她不是徐向前父亲的原配。在她之前，徐父曾娶一妻，两三年后病故，没有留下子女。赵氏并没有因为是填房而降低她在徐家的地位，相反，由于她的善良和纯正，博得了长辈的喜爱。婆婆信任她，放手让她操持家务，她成了家庭生活的实际组织者。她信奉佛教，家里的阁楼上，供着一尊木雕观音，天天吃斋念佛。她怜贫惜老，施舍僧侣。冬天，街上来了乞讨的人。她总是把他让到屋里，给吃、给喝、给施舍，净手素斋，不吝布施。母亲这种行为，影响了徐向前。他幼小的心灵还理解不了那些难以捉摸的盲目崇信的意义。他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中认识母亲的。他朦胧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爱护，平等相处。母亲在他的心田种下了博爱的种子。
母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徐向前在母亲身边长大，伴随着母亲劳动，潜移默化地养成了他的劳动观念。七八岁以后母亲便开始安排他和哥哥劳动，规定他俩早起必须拾一箩头粪回来。北方冬天的五更时分，人称“鬼龇牙的时辰”，冷得透骨彻心。好强的银存徐向前的乳名，要完成母亲定的数额就得早起床，要得到母亲的赞扬还得走在哥哥的前面。有时手脚都冻麻木了，要是拾不满一箩头，就不敢早回家。等回到家里时，母亲见他冻得缩成一团，很心疼。又给脱鞋，又给暖手，可就是不说降低定额的话。徐向前到成年后才体会到，母亲这样做，也是一种对孩子的爱，而且是真正的爱。这对他吃苦而劳的坚强性格的形成，是一个直接的因素。
到了夏天，母亲安排他去割草，挖野菜，采榆、杏、桑、槐、杨、柳叶。受生活的逼迫，他小时候吃过许多种野菜和树叶。这对他后来从事千难万苦的革命事业倒很有好处。战争年代，长征途中，他这些生活经验帮他度过了许多难关。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时，粮食极度缺乏，他带头采野菜充饥。
母亲的教育，使徐向前学会了许多适应社会的实际生存能力。他会做各种家务事，会做力所能及的农活，还学会了各种编织手艺。在他当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时候，家里还用着他编的笊篱。
毛泽东曾给他的挚友、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他母亲属于第三种人。徐向前的母亲也属于第三种人。
在母亲的影响下，徐向前不仅勤劳、善良、能吃苦、讲求实际，而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一性格特征的形成，使他成年以后能忍人所不能忍，承受住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母亲是慈爱而又严厉的。父亲同样严格而慈祥。在徐向前带兵打仗以后，他也继承了父母的这种教育方式。
徐向前的父亲徐懋淮，生于1857年。因家境艰难，从小在外祖母家就学。13岁丧父。近20岁时通过了清朝科举制度的最低一级，获得了能在县学、府学读书的生员学位。一般称秀才。生员有应乡试的资格，乡试合格称举人。可是由于家境不济，他一直没有通过乡试，到老还是个“穷秀才”。
“我父亲是个晚清秀才，教了一辈子书。”“为人耿直，不阿不欺，办事公道。”这是徐向前心目中父亲的形象。
徐向前的父亲学字“次江”，号“遇丰年”。次江这个学名很少有人称呼，“遇丰年”倒是村里人经常叫的。村里有大小事情，如打架斗殴难解、家庭纠纷不平时，都愿意找遇丰年评说；有分门立户、割地买房的事，也要找他作中证。
村人信任他，不完全是因为他有一点学问，主要是他热心于村里的公共事业。村里设立学堂，他到处奔走去请先生，学堂的房子坏了，他也率先出力维修。
父亲的行为，是家风的体现，给徐向前以很大影响。他模仿着父亲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不阿强凌弱，不媚富欺贫。但是，徐向前也不是对父亲所有的行为都效法的。父亲在外对人很友善，在家尽管与母亲感情很好，但放不下男人对女人的威严。徐向前总是站在母亲一边。维护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徐家的日常生活，虽然由母亲安排，但家庭经济的掌握和支配权是在父亲手里，母亲手中很少存过一文钱，徐向前对此颇不平。他当了小学教师之后，每月有20块白洋的薪水，父亲要求他如数交给自己，不能给母亲。可他看到母亲手里年年不进一文，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回，他领到薪水，偷偷地交给了母亲3块钱。父亲问他怎么只有17块，他只好撒谎说，一个同事成亲，那3块送礼了。这大概是徐向前从小到大唯一对父权的一次“反叛”。
徐向前是幸运的。他没有生活在一个封建专制的家庭里，这使他很少产生逆反心理，性格中缺少反抗精神。就是他后来参加革命，也不是为了反剥削反压迫，而是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他这种本份、听话、顺从的“好孩子”性格，使他上黄埔军校后很容易便接受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格言，并恪守终生。
父亲看儿子，总是把眼光放在年龄的前面，给设计一条路，让他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徐懋淮虽然没有给儿子的未来“定向”，但他心里清楚：儿子有了学问才会有前途。
徐向前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读百家姓、千字文、庄农杂志之类的书，并让他描红摹字，临帖抄仿。这不仅是对徐向前，对徐向前的哥哥、妹妹以及后来对徐向前的大女儿松枝，都是这样的。由于父亲的严格教导，给徐向前打了一个基础。入村塾读书时，学习成绩不错，先生经常称赞他。徐向前说：“我小时候并不聪明，学习不落后，主要是父亲给了我启蒙教育。”
徐向前在村里读了三年私塾后，被送到东冶镇沱阳高等小学校去读书。小学里设有语文、算数、英语、历史、地理、理化和修身等课程，比较正规。每日有体操，每周末有一次“学生军”大操典。从学习内容到学校活动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的新气象。徐向前在这里住读，知道了许多自己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开阔了眼界，不断获得新的知识。
沱阳高小以师资质量高、学风好、成绩优而著称，培养了数代英才。他们培养的“学生军”在亥革命中发挥过作用。
抗战爆发后，这里又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徐向前很爱这个学校。那些新的课程吸引着他，每门课都向他展示了一个新的领域，有的还向他打开了认识另一部分世界的窗口。这些新的东西刺激着他的求知欲。
但徐向前在沱阳学校只读了两年就转学了。因为他父亲认为他会写白话文，写不好八股文，怕他作文退步，又要他回村读私塾。这对他打击很大，第一次感到父亲的思想太旧，不合潮流。面对乏味的四书五经，想到沱阳小学热火朝天的生活和朝气蓬勃的同学，他也第一次为自己生活的倒退产生了自卑感。更不幸的是，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继续恶化，父亲决定只供哥哥一个人上学，要他在家干活。这一年他才15岁。
生活从高嘲坠入低谷，心情的压抑是可想而知的。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自卑感和压抑感差不多整整拌随了他一生。
父母看他失学后心情忧闷，决心给他找门手艺活，一来学点技术，二是挣点钱。母亲觉得木匠在农村很吃香，提议要他学木匠。父亲不同意，几经周折，在河北阜平县一家远亲的书店找到了活，让他当学徒，直到他考入省立师范学校。
后来，徐向前回忆这段学徒生活时说：“两年多，我亲身感受了店员徒工生活的苦难，应该说，这也是上学，我在这个学校里受的教育，比正规学校要深刻、实际得多。”生活的磨练使他变得沉默寡言而早熟。他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就不肯多语，常常一个人静坐，读书、思考。因此，在军校中，他被看成是一个腼腆的学生。
少年时代又读书又劳动的生活，使徐向前兼具知识分子和劳动者的性格特征。成年后弃教从军的经历，使他身上劳动者的本色转化为一名军人必备的优良素质。先书生后武将的生命历程，构成了他性格的二重组合，使他有勇更有谋，最终成为一位具有浓郁知识分子性格特征的军事家。
曾经有一位记者这样描述他：“徐向前，山西五台人，性缓，善说话，象一位小学校长，他跟肖克一样注重实干。”
著名的东北籍爱国人士杜重远先生也有一段有趣的描写：“我到招待所把名片递入后，即有人请我进去。此时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肖克、徐向前诸先生都在内。周君一一介绍。我在未见他们之前，以为众家英雄必是方面大耳，竖眼立眉，牛头的鼻子、火盆的大嘴，或像剧院里的花脸张飞似的。不料相见之下，一个个都彬彬有礼，状似一群教书先生。”
显而易见，徐向前的家庭出身和教养，养成了他谦虚、诚恳、谨慎、严易近人的性格特点，所以他更象或者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位诲人不倦的教书先生。
3.2 性格中的方圆
有人说，毛泽东的性格带有湖南辣椒的味道，对任何事情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而徐向前则恰好相反。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由于他的妥协，使他晚年追悔莫及。那么，为这位战功赫赫、威震敌胆的元帅，为什么性格中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的一面呢对此似乎从来没有人专门探讨过，人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敏感问题，从而使之成为一悬案。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情：那是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之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
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议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议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
……“聂荣臻回忆录显然张国焘等分裂红军的活动，并没有背着徐向前。那么徐向前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事隔不久，鉴于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劝说、命令均无效，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进。临行前，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想看看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听了他模棱两可的四答，毛泽东没再说什么，连夜率三军团不告而别，向俄界同一军团集中。
对于中央的北上方针，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徐向前完全拥护，陈昌浩也同意。他们原来就有过这种设想。徐向前满心希望中央不再发生分歧，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和开路先锋，他一直在考虑怎样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打开通路。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红四方面军有八万之众，红一方面军只有二万人马。张国焘借此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等论调，想要取毛泽东等的领导地位而代之。这些，徐向前并非不知道。但他被两军会师的欢乐所激动，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是个单纯的军事家，不愿为政治斗争分心。两军会合后，他的主要想法是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他与张国焘、陈昌浩虽共事好几年，但在许多问题上合不来，心情一直不愉快，很压抑。但他没想到张国焘会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陈昌浩又紧随其后。让他带一部分人马离开张国焘，使他辛苦创立起来的红四方面军分裂，是他所不忍看到的。加之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些教条主义者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甚至写文章公开批评。这使身负重任的总指挥徐向前不能不心有余悸，不敢贸然追随中央红军。这就是徐向前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
当徐向前还在幻想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时，传来了中央红军单独北进的消息。徐向前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的很。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应该说，张、毛两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徐向前是知道的。
而且他也知道张国焘这个人“有能力，但品质不好”，“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历史的回顾面对人多势众的张国焘，中央红军无疑处于“伴君如伴虎”的危险境地。可徐向前一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这就使他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显得格外天真，对于这“突然”的变故感到“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束手无策。
徐向前是个天才的革命家和军事家，但不是政治家，他缺乏政治家特有的敏锐、胆识和韬略。这从他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反应便可看出。
1931年9月中旬，张国焘开始在红四方面军中“肃反”。
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二十余人相继被捕。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忙于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陈昌浩告诉他：“八月初，我们在后方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团体，叫ab团”ab“二字，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他们准备九月十五日暴动，要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在一些县委、区委里也发现了改组派，牵涉到我们的部队呢。现在逮捕的都是改组派、反革命”。徐向前听了将信将疑：在苏区和红军中前一两年也搞过肃反，也抓过一些人，大多是地主恶霸的狗腿子，或是敌人派来的探子。而现在抓的，大都是在一起打游击的，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改组派说这些人是反革命吧，过去长期在一起战斗、生活，确实都是些好同志；说不是反革命吧，又拿不出证据来。他心中虽然有疑团，但还是抱着相信党、相信群众的信念，即使他的爱人程训宣无辜被抓，他也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徐向前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反映迟钝，不仅是在战争年代，解放后还是如此。在十年动乱中，徐向前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历经风险和坎坷。从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被打倒。
这一系列事件，徐向前都感到茫然。急风暴雨，许多事他来不及细想，更想不到会愈演愈烈，搞得不可收拾，一闹就是10年。
1966年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来京人员大会。会场里人山人海，群情激奋。周恩来、陶铸接见学生后退席，陈毅、徐向前、贺龙、叶剑英先后讲话。陈毅比较实锐，他说，今天来体育场，就是要泼冷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徐向前主要讲战备问题，他说：“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叶剑英最后讲话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或许是因为陈毅、叶剑英的讲话较为直率、尖刻，针对性较强；而徐向前的讲话多少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相一致吧。会后不久，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怂恿、支持下，大街上公开刷出“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而徐向前则被任命为“全军文革组长”。
不错，徐向前的确在一些政治问题上表现出“滞后”反应，但这种“滞后”反应说到底只是他求同存异，忍辱求全的一种策略，是他与人为善、避免矛盾的长者风度的一种表现，而且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也决不是任人摆布的。
中央红军北上之后，张国焘召开另立中央的会议时，有人示意要徐向前发言，他坐在一个角落里，表情严肃，“吧嗒吧嗒”地猛抽烟，一言不发。纷繁复杂的党内斗争，使他心里乱如麻团。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浪中，他第一次碰上了最棘手的局面。他一时理不出头绪，只好用沉默来对待这一切。
会后，张国焘找他谈话，他明确表示不赞成张国焘的做法。他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
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有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徐向前仗义执言，张国焘无言以对。他不擅权术，对张国焘的许多行为感到难以理解。但他光明磊落、不发牢马蚤、注重实干，张国焘也不得不敬畏他三分，没敢对他下毒手。
对于“肃反”，他虽然感到“糊涂”，但还是据理力争，保护了陈锡联、陈海松、周希汉等同志。但对张国焘想要蓄意谋害的“异己”分子，他却无能为力。反三路围攻大肃反时，张国焘的主要予头是指向小河口会议期间批评过他的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一批领导骨干。徐向前听说曾中生被捕的消息后，极为震惊，打电话问陈昌浩：逮捕曾中生有什么根据我对曾中生是了解的，党中央也了解他，绝对不是反革命，不能这样对待他“陈昌浩支吉搪塞说：”这是张主席决定的，不过是审查审查罢了。“并于长征途中将曾中生秘密杀害了。
“肃反”开始，徐向前还能参加一些会议，还有某些发言权，随着运动的深入，保卫局抓人越来越多，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后来就干脆只让他负责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徐向前意识到对自己不信任，只好每到一地找一个僻静的庙宇、祠堂，作为临时指挥所，把地图挂好，专心了解敌情，分析情况，部署作战行动。毕竟张国焘是中央派来的，又留过学，文化水平高。他不能也不敢或者说不愿彻底怀疑张国焘的所做所为，他只能自卑于自己的不能理解。“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信念支配了他，文人“外圆内方”的普遍心理特征使他自我压抑，他养成了充耳不闻的习惯。曾中生、旷继勋等曾作过他的上级的高级将领的无辜被害，使他寒心，他不愿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革命需要他做的事还很多，他只好装聋作哑，埋头于具体工作。陈昌浩和聂荣臻谈话，他虽在场，却如“徐庶进曹营”，原因不言自明。这不是简单的“保存实力”，也不是明哲保身，实在是事出无奈。
张国焘不但不许他在政治上插手，而且在军事上也一意孤行，处处牵制他，以致置红军于被动的地位，使身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几乎成了军委主席张国焘手中的一个棋子。有一次，为了一个战术问题，徐向前在电话里和张国焘讲了五、六个小时，硬是讲不通，最后，张国焘竟不耐烦地喝问：“你们听不听我的意见听，就按我的意见人，不听就算了。”这样，徐向前和陈昌浩只好按张国焘的意见办，结果部队劳而无功。
不久，张国焘又故技重演。放下电话，徐向前直叹气，说：“可惜呀，可惜眼看到手的一块肥肉吃不到了呀”站在他身边的李先念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你叫我们往哪里打，就往那里打，我们听总指挥的”徐向前说：“好我们来了机断专行，这回就是犯了错误也不听他的，错了我负责”当即集合兵力，经过苦战，打了胜仗，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类似的“反抗”，在徐向前来说，并不多。这不是因为他天性“随和”，而是严酷的战争环境要求军人绝对服从。他不仅这样要求下级，也这样要求自己：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他非常看重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一致。许继慎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引起张国焘的厌恶。徐向前虽然也对张国焘有看法，但还是劝许继慎不要这样讲，讲了于事无补，反而影响团结。为了顾全大局，徐向前对张国焘的宽容和忍耐达到了极点。或许正因为他性格中有这种中立乃至消极的成分，所以得以见容于张国焘和江青这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br></br>
历史悲剧的重演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哭笑不得。他了解黄杰，信任黄杰。她1928年入党，是一位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50多年来，她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历史清白无污，现在居然得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难道这就是所谓“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吗
徐向前和黄杰面对这一突然打击，冷静而又伤感。两位革命家，找谁去说，向什么人去讲呢他和她只好闭门长叹。
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地对黄杰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他们说你是叛徒，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黄杰心中明白，在这个时候遭到诬陷，与有人要打倒徐向前有关。她不加思索，坚定而又心酸地说：“我绝不是叛徒，免得你连我，我连你，说不清楚”
男儿有泪不轻弹。徐向前听了黄杰的这句话，想到几十年的老夫老妻居然被逼迫得说出了“离婚”两个字，不由老泪纵横。他想到俩人结婚不久，解放战争爆发。他渴望战斗，身体稍好一点就要求上前线，全然忘记了自己做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撇下刚生下孩子不久的黄杰，到晋冀鲁豫军区赴职。如果不是黄杰理解他，恪尽妻责，尽心竭力地照顾他的身体，千方百计地支持他的工作，他是很难完成解放山西的光荣任务的。解放以后，黄杰在纺织部工作，从不以老革命自居，一直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保持着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
这么好的妻子，徐向前怎么会舍得同她分离呢
徐向前一生讲求实际，他现在依然坚信：真理不能说成谬误，红的不能变成黑的。他默默不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
在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上，还严厉指责了“二月逆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黄永胜在总参谋部亲自部署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限。徐向前办公室的党支部写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黄杰。周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主席。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关键时刻，毛主席保护了徐向前和黄杰等老革命，避免了悲剧的重演。可是林彪却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别有用心地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1969年10月，徐向前被“疏散”到河南开封，过着半囚禁式的生活，整天呆在房子里，哪里也不能去，基本上失去了自由。他身边除了工作人员外，没有一个亲人。他的老伴黄杰在纺织工业部接受“审查”。直到1971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军队中几位老帅，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夫妻得以团聚。
徐向前和黄杰相濡以沫几十年，携手并进，患难与共，共同度过了一个个艰难时刻，成为令人羡慕的终生伴侣。
做为一名普通的男性，徐向前不算一个尽职尽责的好丈夫，尽管他也许想做到这一点。只有当他成为元帅的时候，他才使三位为他做出过巨大牺牲的普通女性随他的英名一起永驻人间。可以说，他对他的三位妻子都是忠诚的，他付出过，他也得到了。
2.4 儿女情长元帅与他的孩子
无论是做为儿子还是做为父亲，徐向前都是令人骄傲的。
但是做为元帅他又很难象普通人那样对父母和儿女尽奉养之责并共享亲情。
徐向前象世界上所有的父亲一样，爱他的家庭，爱他的子女们。当他初为人父之时，曾为那个爱情的结晶女儿而欣若狂。之后，每当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他都尽可能地倾其所有的父爱。徐向前是慈父，可作为元帅的他又很难象一般人那样尽父亲之责，特别是对他的长女松枝。徐向前永远忘不了1937年抗战初期，他随同周恩来进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顺便于9月16日中秋节前3天回家探望的情景。
他早晨六点出发，中午过后到了东冶镇，从这里到永安村还有几里小路，不能走汽车，只好弃车步行。要到家了，徐向前很兴奋，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和警卫员说着童年的生活、风土人情。什么东冶白菜、建安大米、台山蘑菇等都在话题之内。说着，忽然看到前边有一位老人，背着口袋吃力地行走。徐向前一眼就认出是父亲的背影，但又不相信这么巧，走近一看，果然是。他轻轻叫了一声，老人愣住了，用惊疑的眼光看着这两个军人。徐向前站在他面前，恭恭敬敬地说：“大大爸爸，我是象谦徐向前的学名。”老人听到“象谦”两个字，眼泪就流下来了，警卫员接过老人肩上的口袋，徐向前搀扶着父亲，问：“娘好吗”老人家用衣袖擦了擦眼泪，说：“她头年就过世啦。”一听这话，徐向前的脑袋轰的一下，一路的喜悦象是被一阵狂风吹得无影无踪了。
回到家里，姐姐、嫂嫂、妹妹、女儿，都很意外，恍如梦中相见，悲喜交集。消息很快传开了，村里热闹起来，亲戚、朋友、同学、邻里，都往“楼院徐家”去，要看一看这个出在本村的能与阎锡山比高低的大人物。住在外村的两个姑姑也很快赶来了。院子里，人来人往，上房和东西厢房都挤满了人。徐向前热情招呼着来来往往的父老乡亲，一一回答他们的问话。
记事以后还没有见过爸爸的松枝，又眼生，又不愿离开左右，当爸爸问她话时，却又害羞地躲开了。看到这亲切而又陌生的女儿，眨眼之间已长成14岁的少女，徐向前感慨万千。
松枝的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多少有点讲究：世道越来越黑暗，家境越来越贫寒，她又是又女孩子，希望能像苍松的幼枝一样耐寒霜。松枝确实是个苦命的孩子。生下来，母亲奶水很少，不够她吃。一岁多时。父亲又离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没多久，母亲又得了不治之症，命丧黄泉。松枝虽在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抚养下长大的。1925年他脱离国民二军回家探亲时，松枝正在牙牙学语，口里喊着“大大”，伸着小手要他抱。而如今却生疏、羞怯得不敢到跟前来。倒是两个外甥围前围后地要求他把他们带到部队去，上前线打日本。徐向前尊敬两个姐姐，从小听她们的话。在他看来，姐姐们的话同母亲的话具有同样的效力。在姐姐没说话之前，一直没答应。当姐姐说：“行”时，他才答应下来。后来这两个孩子在抗日战争中都牺牲了。大姐的儿子郭富安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一起殉难；二姐的儿子赵希圣阵亡于“百团大战”期间。
这次探家之后，直到1941年，松枝已是18岁婷婷玉立的大姑娘，长得方面桃腮，酷似她的母亲。聂荣臻派人把她接到八路军，后来又到延安，父女俩才有机会再见面。但此时的松枝已不可能象幼时那样亲近父亲，此后也一直保持着同志式的客气，把对父亲的深情和敬爱埋藏在心底。徐向前常常为此暗自神伤。但看到聪明好学的女儿，很快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医，他又感到无限欣慰。
好在徐向前满腔的父爱很快有了新的寄托。1947年2月，黄杰在山西长治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徐鲁溪。后来他们又有了一儿一女：徐小岩和徐小涛。
步入中年的徐向前，再也舍不得轻易放弃做父亲的责任。
除了去前线打仗，他尽一切可能和妻儿在一起，就是去后方养病，他也要他们一同前往。徐向前在养病期间，为了调节身心，增进体力，常以自己喜好的粤曲拉拉胡琴，或是敲敲扬琴。不过他的琴技实在不高明。有一次5岁的女儿鲁溪，听到琴声天真地说：“爸爸又在杀鸡哩”徐向前听了，大笑着放下手中的琴，把女儿揽在怀里亲了又亲。年过半百才真正享受到天伦之乐，这份儿女之情对他是何等珍贵啊。不过他毕竟是位军人，强烈的责任感总能使他在关键时刻理智战胜感情。所以他能多次离开幼子，奔赴前线。临终前还不忘嘱吒儿女们“永远跟着党走”。
令他痛心的是文革期间反动的“血统论”甚嚣尘上，凡高干子女都被揪。在他被“疏散”到河南开封后，孩子们受他的牵连，也遭厄运：女儿徐鲁溪在大学里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送往五七干校；小女儿徐小涛才18岁，想当兵没单位接收，去建设兵团也不要，后来走了“后门”，才当上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儿子徐小岩算是最好的，在远方部队服役。年迈而孤独的徐向前，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生活也没有一丝乐趣。他心中牵挂妻子和儿女，却无能为力。他是被“疏散”的人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这一切，直到他重新复出，才冰消雪融。
徐向前像所有的父亲一样，需要温情，需要儿女的感情爱抚，更需要向儿女们输出父爱。他很幸运，他得到了。
3 奇特的性格之谜
文雅、谦和、细致、坚韧，几乎所有见到徐向前的人都会得到一种与预想截然相反的印象，他们说：“徐帅像个教书先生。”好奇的人们细细地思索其性格历程，不由得生发出诸多感慨来……
3.1 书生与武将
人们都知道徐向前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军人。可所有见过他的人，又一致认定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类型的人，常常用“教书先生”或“小学校长”这样的词来形容他。的确，徐向前的外在形象和性格特征，很难使人与他所建立的丰功伟业联想到一起。然而，这种性格与职业的反差，正是徐向前作为元帅所独具的个性魅力之所在。那么他是如何将“书生”与“武将”这两种不同类型人物的性格特征统一于一身的呢
每个人性格的形成，都同自己的成长历程与双亲性格的濡染分不开。徐向前也不例外。
徐向前小时候，父亲多在外谋生，他整天跟着母亲屋里屋外转。
他的母亲姓赵，名金銮，生于1862年，长在离徐家不远的槐阴村，家境与徐门相当。她中等个，眼近视，裹小脚，话不多，明事理，性格温和，办事稳重。她不是徐向前父亲的原配。在她之前，徐父曾娶一妻，两三年后病故，没有留下子女。赵氏并没有因为是填房而降低她在徐家的地位，相反，由于她的善良和纯正，博得了长辈的喜爱。婆婆信任她，放手让她操持家务，她成了家庭生活的实际组织者。她信奉佛教，家里的阁楼上，供着一尊木雕观音，天天吃斋念佛。她怜贫惜老，施舍僧侣。冬天，街上来了乞讨的人。她总是把他让到屋里，给吃、给喝、给施舍，净手素斋，不吝布施。母亲这种行为，影响了徐向前。他幼小的心灵还理解不了那些难以捉摸的盲目崇信的意义。他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中认识母亲的。他朦胧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爱护，平等相处。母亲在他的心田种下了博爱的种子。
母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徐向前在母亲身边长大，伴随着母亲劳动，潜移默化地养成了他的劳动观念。七八岁以后母亲便开始安排他和哥哥劳动，规定他俩早起必须拾一箩头粪回来。北方冬天的五更时分，人称“鬼龇牙的时辰”，冷得透骨彻心。好强的银存徐向前的乳名，要完成母亲定的数额就得早起床，要得到母亲的赞扬还得走在哥哥的前面。有时手脚都冻麻木了，要是拾不满一箩头，就不敢早回家。等回到家里时，母亲见他冻得缩成一团，很心疼。又给脱鞋，又给暖手，可就是不说降低定额的话。徐向前到成年后才体会到，母亲这样做，也是一种对孩子的爱，而且是真正的爱。这对他吃苦而劳的坚强性格的形成，是一个直接的因素。
到了夏天，母亲安排他去割草，挖野菜，采榆、杏、桑、槐、杨、柳叶。受生活的逼迫，他小时候吃过许多种野菜和树叶。这对他后来从事千难万苦的革命事业倒很有好处。战争年代，长征途中，他这些生活经验帮他度过了许多难关。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时，粮食极度缺乏，他带头采野菜充饥。
母亲的教育，使徐向前学会了许多适应社会的实际生存能力。他会做各种家务事，会做力所能及的农活，还学会了各种编织手艺。在他当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时候，家里还用着他编的笊篱。
毛泽东曾给他的挚友、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他母亲属于第三种人。徐向前的母亲也属于第三种人。
在母亲的影响下，徐向前不仅勤劳、善良、能吃苦、讲求实际，而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一性格特征的形成，使他成年以后能忍人所不能忍，承受住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母亲是慈爱而又严厉的。父亲同样严格而慈祥。在徐向前带兵打仗以后，他也继承了父母的这种教育方式。
徐向前的父亲徐懋淮，生于1857年。因家境艰难，从小在外祖母家就学。13岁丧父。近20岁时通过了清朝科举制度的最低一级，获得了能在县学、府学读书的生员学位。一般称秀才。生员有应乡试的资格，乡试合格称举人。可是由于家境不济，他一直没有通过乡试，到老还是个“穷秀才”。
“我父亲是个晚清秀才，教了一辈子书。”“为人耿直，不阿不欺，办事公道。”这是徐向前心目中父亲的形象。
徐向前的父亲学字“次江”，号“遇丰年”。次江这个学名很少有人称呼，“遇丰年”倒是村里人经常叫的。村里有大小事情，如打架斗殴难解、家庭纠纷不平时，都愿意找遇丰年评说；有分门立户、割地买房的事，也要找他作中证。
村人信任他，不完全是因为他有一点学问，主要是他热心于村里的公共事业。村里设立学堂，他到处奔走去请先生，学堂的房子坏了，他也率先出力维修。
父亲的行为，是家风的体现，给徐向前以很大影响。他模仿着父亲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不阿强凌弱，不媚富欺贫。但是，徐向前也不是对父亲所有的行为都效法的。父亲在外对人很友善，在家尽管与母亲感情很好，但放不下男人对女人的威严。徐向前总是站在母亲一边。维护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徐家的日常生活，虽然由母亲安排，但家庭经济的掌握和支配权是在父亲手里，母亲手中很少存过一文钱，徐向前对此颇不平。他当了小学教师之后，每月有20块白洋的薪水，父亲要求他如数交给自己，不能给母亲。可他看到母亲手里年年不进一文，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回，他领到薪水，偷偷地交给了母亲3块钱。父亲问他怎么只有17块，他只好撒谎说，一个同事成亲，那3块送礼了。这大概是徐向前从小到大唯一对父权的一次“反叛”。
徐向前是幸运的。他没有生活在一个封建专制的家庭里，这使他很少产生逆反心理，性格中缺少反抗精神。就是他后来参加革命，也不是为了反剥削反压迫，而是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他这种本份、听话、顺从的“好孩子”性格，使他上黄埔军校后很容易便接受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格言，并恪守终生。
父亲看儿子，总是把眼光放在年龄的前面，给设计一条路，让他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徐懋淮虽然没有给儿子的未来“定向”，但他心里清楚：儿子有了学问才会有前途。
徐向前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读百家姓、千字文、庄农杂志之类的书，并让他描红摹字，临帖抄仿。这不仅是对徐向前，对徐向前的哥哥、妹妹以及后来对徐向前的大女儿松枝，都是这样的。由于父亲的严格教导，给徐向前打了一个基础。入村塾读书时，学习成绩不错，先生经常称赞他。徐向前说：“我小时候并不聪明，学习不落后，主要是父亲给了我启蒙教育。”
徐向前在村里读了三年私塾后，被送到东冶镇沱阳高等小学校去读书。小学里设有语文、算数、英语、历史、地理、理化和修身等课程，比较正规。每日有体操，每周末有一次“学生军”大操典。从学习内容到学校活动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的新气象。徐向前在这里住读，知道了许多自己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开阔了眼界，不断获得新的知识。
沱阳高小以师资质量高、学风好、成绩优而著称，培养了数代英才。他们培养的“学生军”在亥革命中发挥过作用。
抗战爆发后，这里又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徐向前很爱这个学校。那些新的课程吸引着他，每门课都向他展示了一个新的领域，有的还向他打开了认识另一部分世界的窗口。这些新的东西刺激着他的求知欲。
但徐向前在沱阳学校只读了两年就转学了。因为他父亲认为他会写白话文，写不好八股文，怕他作文退步，又要他回村读私塾。这对他打击很大，第一次感到父亲的思想太旧，不合潮流。面对乏味的四书五经，想到沱阳小学热火朝天的生活和朝气蓬勃的同学，他也第一次为自己生活的倒退产生了自卑感。更不幸的是，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继续恶化，父亲决定只供哥哥一个人上学，要他在家干活。这一年他才15岁。
生活从高嘲坠入低谷，心情的压抑是可想而知的。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自卑感和压抑感差不多整整拌随了他一生。
父母看他失学后心情忧闷，决心给他找门手艺活，一来学点技术，二是挣点钱。母亲觉得木匠在农村很吃香，提议要他学木匠。父亲不同意，几经周折，在河北阜平县一家远亲的书店找到了活，让他当学徒，直到他考入省立师范学校。
后来，徐向前回忆这段学徒生活时说：“两年多，我亲身感受了店员徒工生活的苦难，应该说，这也是上学，我在这个学校里受的教育，比正规学校要深刻、实际得多。”生活的磨练使他变得沉默寡言而早熟。他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就不肯多语，常常一个人静坐，读书、思考。因此，在军校中，他被看成是一个腼腆的学生。
少年时代又读书又劳动的生活，使徐向前兼具知识分子和劳动者的性格特征。成年后弃教从军的经历，使他身上劳动者的本色转化为一名军人必备的优良素质。先书生后武将的生命历程，构成了他性格的二重组合，使他有勇更有谋，最终成为一位具有浓郁知识分子性格特征的军事家。
曾经有一位记者这样描述他：“徐向前，山西五台人，性缓，善说话，象一位小学校长，他跟肖克一样注重实干。”
著名的东北籍爱国人士杜重远先生也有一段有趣的描写：“我到招待所把名片递入后，即有人请我进去。此时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肖克、徐向前诸先生都在内。周君一一介绍。我在未见他们之前，以为众家英雄必是方面大耳，竖眼立眉，牛头的鼻子、火盆的大嘴，或像剧院里的花脸张飞似的。不料相见之下，一个个都彬彬有礼，状似一群教书先生。”
显而易见，徐向前的家庭出身和教养，养成了他谦虚、诚恳、谨慎、严易近人的性格特点，所以他更象或者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位诲人不倦的教书先生。
3.2 性格中的方圆
有人说，毛泽东的性格带有湖南辣椒的味道，对任何事情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而徐向前则恰好相反。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由于他的妥协，使他晚年追悔莫及。那么，为这位战功赫赫、威震敌胆的元帅，为什么性格中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的一面呢对此似乎从来没有人专门探讨过，人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敏感问题，从而使之成为一悬案。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情：那是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之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
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议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议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
……“聂荣臻回忆录显然张国焘等分裂红军的活动，并没有背着徐向前。那么徐向前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事隔不久，鉴于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劝说、命令均无效，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进。临行前，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想看看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听了他模棱两可的四答，毛泽东没再说什么，连夜率三军团不告而别，向俄界同一军团集中。
对于中央的北上方针，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徐向前完全拥护，陈昌浩也同意。他们原来就有过这种设想。徐向前满心希望中央不再发生分歧，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和开路先锋，他一直在考虑怎样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打开通路。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红四方面军有八万之众，红一方面军只有二万人马。张国焘借此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等论调，想要取毛泽东等的领导地位而代之。这些，徐向前并非不知道。但他被两军会师的欢乐所激动，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是个单纯的军事家，不愿为政治斗争分心。两军会合后，他的主要想法是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他与张国焘、陈昌浩虽共事好几年，但在许多问题上合不来，心情一直不愉快，很压抑。但他没想到张国焘会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陈昌浩又紧随其后。让他带一部分人马离开张国焘，使他辛苦创立起来的红四方面军分裂，是他所不忍看到的。加之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些教条主义者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甚至写文章公开批评。这使身负重任的总指挥徐向前不能不心有余悸，不敢贸然追随中央红军。这就是徐向前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
当徐向前还在幻想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时，传来了中央红军单独北进的消息。徐向前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的很。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应该说，张、毛两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徐向前是知道的。
而且他也知道张国焘这个人“有能力，但品质不好”，“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历史的回顾面对人多势众的张国焘，中央红军无疑处于“伴君如伴虎”的危险境地。可徐向前一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这就使他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显得格外天真，对于这“突然”的变故感到“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束手无策。
徐向前是个天才的革命家和军事家，但不是政治家，他缺乏政治家特有的敏锐、胆识和韬略。这从他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反应便可看出。
1931年9月中旬，张国焘开始在红四方面军中“肃反”。
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二十余人相继被捕。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忙于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陈昌浩告诉他：“八月初，我们在后方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团体，叫ab团”ab“二字，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他们准备九月十五日暴动，要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在一些县委、区委里也发现了改组派，牵涉到我们的部队呢。现在逮捕的都是改组派、反革命”。徐向前听了将信将疑：在苏区和红军中前一两年也搞过肃反，也抓过一些人，大多是地主恶霸的狗腿子，或是敌人派来的探子。而现在抓的，大都是在一起打游击的，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改组派说这些人是反革命吧，过去长期在一起战斗、生活，确实都是些好同志；说不是反革命吧，又拿不出证据来。他心中虽然有疑团，但还是抱着相信党、相信群众的信念，即使他的爱人程训宣无辜被抓，他也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徐向前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反映迟钝，不仅是在战争年代，解放后还是如此。在十年动乱中，徐向前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历经风险和坎坷。从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被打倒。
这一系列事件，徐向前都感到茫然。急风暴雨，许多事他来不及细想，更想不到会愈演愈烈，搞得不可收拾，一闹就是10年。
1966年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来京人员大会。会场里人山人海，群情激奋。周恩来、陶铸接见学生后退席，陈毅、徐向前、贺龙、叶剑英先后讲话。陈毅比较实锐，他说，今天来体育场，就是要泼冷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徐向前主要讲战备问题，他说：“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叶剑英最后讲话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或许是因为陈毅、叶剑英的讲话较为直率、尖刻，针对性较强；而徐向前的讲话多少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相一致吧。会后不久，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怂恿、支持下，大街上公开刷出“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而徐向前则被任命为“全军文革组长”。
不错，徐向前的确在一些政治问题上表现出“滞后”反应，但这种“滞后”反应说到底只是他求同存异，忍辱求全的一种策略，是他与人为善、避免矛盾的长者风度的一种表现，而且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也决不是任人摆布的。
中央红军北上之后，张国焘召开另立中央的会议时，有人示意要徐向前发言，他坐在一个角落里，表情严肃，“吧嗒吧嗒”地猛抽烟，一言不发。纷繁复杂的党内斗争，使他心里乱如麻团。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浪中，他第一次碰上了最棘手的局面。他一时理不出头绪，只好用沉默来对待这一切。
会后，张国焘找他谈话，他明确表示不赞成张国焘的做法。他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
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有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徐向前仗义执言，张国焘无言以对。他不擅权术，对张国焘的许多行为感到难以理解。但他光明磊落、不发牢马蚤、注重实干，张国焘也不得不敬畏他三分，没敢对他下毒手。
对于“肃反”，他虽然感到“糊涂”，但还是据理力争，保护了陈锡联、陈海松、周希汉等同志。但对张国焘想要蓄意谋害的“异己”分子，他却无能为力。反三路围攻大肃反时，张国焘的主要予头是指向小河口会议期间批评过他的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一批领导骨干。徐向前听说曾中生被捕的消息后，极为震惊，打电话问陈昌浩：逮捕曾中生有什么根据我对曾中生是了解的，党中央也了解他，绝对不是反革命，不能这样对待他“陈昌浩支吉搪塞说：”这是张主席决定的，不过是审查审查罢了。“并于长征途中将曾中生秘密杀害了。
“肃反”开始，徐向前还能参加一些会议，还有某些发言权，随着运动的深入，保卫局抓人越来越多，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后来就干脆只让他负责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徐向前意识到对自己不信任，只好每到一地找一个僻静的庙宇、祠堂，作为临时指挥所，把地图挂好，专心了解敌情，分析情况，部署作战行动。毕竟张国焘是中央派来的，又留过学，文化水平高。他不能也不敢或者说不愿彻底怀疑张国焘的所做所为，他只能自卑于自己的不能理解。“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信念支配了他，文人“外圆内方”的普遍心理特征使他自我压抑，他养成了充耳不闻的习惯。曾中生、旷继勋等曾作过他的上级的高级将领的无辜被害，使他寒心，他不愿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革命需要他做的事还很多，他只好装聋作哑，埋头于具体工作。陈昌浩和聂荣臻谈话，他虽在场，却如“徐庶进曹营”，原因不言自明。这不是简单的“保存实力”，也不是明哲保身，实在是事出无奈。
张国焘不但不许他在政治上插手，而且在军事上也一意孤行，处处牵制他，以致置红军于被动的地位，使身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几乎成了军委主席张国焘手中的一个棋子。有一次，为了一个战术问题，徐向前在电话里和张国焘讲了五、六个小时，硬是讲不通，最后，张国焘竟不耐烦地喝问：“你们听不听我的意见听，就按我的意见人，不听就算了。”这样，徐向前和陈昌浩只好按张国焘的意见办，结果部队劳而无功。
不久，张国焘又故技重演。放下电话，徐向前直叹气，说：“可惜呀，可惜眼看到手的一块肥肉吃不到了呀”站在他身边的李先念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你叫我们往哪里打，就往那里打，我们听总指挥的”徐向前说：“好我们来了机断专行，这回就是犯了错误也不听他的，错了我负责”当即集合兵力，经过苦战，打了胜仗，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类似的“反抗”，在徐向前来说，并不多。这不是因为他天性“随和”，而是严酷的战争环境要求军人绝对服从。他不仅这样要求下级，也这样要求自己：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他非常看重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一致。许继慎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引起张国焘的厌恶。徐向前虽然也对张国焘有看法，但还是劝许继慎不要这样讲，讲了于事无补，反而影响团结。为了顾全大局，徐向前对张国焘的宽容和忍耐达到了极点。或许正因为他性格中有这种中立乃至消极的成分，所以得以见容于张国焘和江青这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