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就有了基础。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醉心于军国主义。他羡慕日本人说的“武装和平”，称赞德国人主张的“铁血主义”，他的政治野心，就是要在中国实现军国主义，为此，专门编写了军国主义谭一书。这是他创办师范学校的一个宗旨。这所师学校不仅设有军事课，而且学生生活半军事化。阎锡山非常重视这所学校，经常到学校听课、训话，还选派自己部队中的营级以上优秀军官担任学校军事课的教员。
不论阎锡山办学初衷如何，他创办这样一所官费学校，却给因家境贫困而被迫缀学做书店学徒的徐向前创造了一个摆脱命运束缚的契机。
1918年底徐向前考入山西省省立国民师范学校速成班，成为第一期学员。一入校，学校就发了军衣、皮鞋、绑腿等一些军用品，徐向前和其他学生一样完全是军人装束，还学习军事基本知识，进行军事训练。
两年的正规教育，使徐向前拓展了知识，终生受益。特别是入校不久爆发的“五四”运动，对他的政治生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和席卷全国的巨大声势，激动着每个爱国青年的心。由阎锡山控制的这所准军事学校，也沸腾起来，并自然成了学生运动中心。许多学生走出校门，上街去游行示威、宣传演讲。徐向前不爱说不爱道，就跟着别人走街串巷，贴贴标语，听听演讲。“五四”运动的发生对徐向前思想的冲击是巨大的，逼着他想一些问题：“民众何以贫穷”，“国家何以危亡”“中国的出路何在”闲暇时间，他不再象从前那样，热衷于读小说了，而是注意一些与政治有关的书刊。他在国师第一次知道了苏联的“十月革命”，在报纸上看到了“里宁列宁”和“劳农政府”的概念，对社会主义开始有了一个朦胧的认识。
阎锡山创办这所学校煞费苦心，想培养武文兼备的人才，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是事与愿违，许多学生毕业后成了共产党的骨干。除徐向前外，薄一波、程子华、王世英、张友渔、郭洪涛、郑季翘、李逸三等都曾在国师学习，从事革命活动。阎锡山这时怎么也不曾料到，在他创办的这所学校里，有一个不太起眼又安分守己的学生，几年之后，跃然变成了威震中国的著名军事将领，成了共产党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他统帅下的红军，在大别山、川陕地区，把国民党军队几万几万地消灭，后来，成了新中国战功赫赫的元帅。然而正是阎锡山培养武文兼备人才的办学宗旨，开掘了徐向前潜在的军事才能，为徐向前后来走向黄埔，成为优秀的革命家、军事家做了必要的思想、知识和体力储备。比如当时学校开设武术课，教些各路拳术，太极拳是其中一种，后来成了徐向前一直延用的健身方法。从那时开始，他一直坚持了六十多年，成为他长寿的秘决之一。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他带病坚持到太行前线，亲自将一支地方武装训练成为主力兵团，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创造了以少胜多，屡克顽城的奇迹，降伏“卧牛”、横扫晋中、攻克太原，将阎锡山赶出了老家，解放了山西，成为阎锡山的掘墓人。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徐向前接受了毛泽东的委派，和周恩来去太原，利用同乡的关系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阎锡山很赞赏徐向前的军事指挥才能，对他的部下说：徐向前缺粮少弹，蒋介石剿了他几年，都没剿垮，你们要多加留意。
阎锡山很想借国共和作之机，把徐向前拉过去，甚至说出了“政治上依靠薄一波，军事上依靠徐向前”的话。
其实，如果不是阎锡山在山西反动、腐败的统治，逼得徐向前无法安身立命，他也许会过另一种安贫乐道的平淡生活，他在学校所受的军事思想启蒙教育将会消失在萌芽状态，历史也将会是另一种写法。因为当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之时，从没有想过要去做一名军人，而是满怀“教育救国”的热情投入到小学教育当中。可在短短的三年教学生涯中，他却两次被辞退。这对于一个热爱教育，并准备献身于教育事业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从谋生的角度来说，一个学徒工，考入师范，又做了教师，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理想和报负。五四运动以后，在先进思想影响下，我心里也逐渐萌发起改造黑暗社会的念头。当上教师我就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从小就理解这一点，长成有用的人才，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我不能走我父亲以教书谋生的老路，要与他同行不同路。没想到，学校断了我的路。”
当他因向学生讲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辛亥革命、巴黎和会等事件，遭到校长的干涉，并被阎锡山创办的河边村川至中学小学部辞退后，父母为他的前途焦急，要他托托人情，再找个教书的地方。求亲告友挣个教书匠，徐向前不做了，愤而离家，跑到太原想另谋生路。
正当他踯躅街头，谋生无路，报国无门之时，得到了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张榜招收学生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他串连了几个同乡，凑了一点路费，由阎锡山部队中一位姓郭的军官介绍，乘火车南下到上海参加初试，并最终考取黄埔军校。徐向前第一次踏出山西省界，把他的眼光转向全中国。他无法预见自己的前途。既然教育救国的想法碰了壁，此路不通，只好投笔从戎，走用枪杆子救国的路，在黑暗中探出一条光明的路来。
山西省偏僻而落后的生活，从反面刺激了徐向前的求知欲望。被阎锡山黑暗统治逼向黄埔军校的徐向前，迈出了踏向革命征程的第一步。此后，他从黄博军校出发，一步步走向元帅之路。
1.3 “跨党分子”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很多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被称之为“跨党人士”。这时，有人劝徐向前跨党，加入cp共产党，徐向前却斩钉截铁地说：“我决不做跨党分子”。他的这一言行令很多进步同学感到困惑不解。是徐向前对共产党的策略抱有偏见，还是他不愿随波逐流，抑或有什么别的原因
1924年，徐向前来到黄埔军校后，上的第一节课是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徐向前毫无思想准备，想不到加入国民党的手续这么简单，一堂课下来，他和同学们都成了青一色的党员了。后来他和一些人说起来，都当是笑话。尽管当时徐向前加入国民党不是自觉自愿的，但因为在考入黄埔军校前后，他曾多次聆听过孙中山的讲演，被“孙中山”这个响亮的名字所吸引，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逐渐有所了解，并对孙中山产生了钦佩之情，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个组织。徐向前是不愿盲目崇拜一个人，更不肯盲目去做一件事的，总要搞清是什么、为什么，再决定做什么。他一旦接受了三民主义，就要全心全意地去实行。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见他积极拥护共产党人的主张，积极参加共产党人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就劝他参加共产党。实际上，一方面他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是无意识的，主要还是出于对孙中山“联俄联共”主张的拥护和支持，本身对共产主义缺乏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他单纯地认为一个人只能有一种信仰，不能“脚踏两只船”，而不知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国共合作的需要，并非放弃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严辞拒绝了同学的建议。
后来陈炯明叛变革命，徐向前做为学生兵参加东征，进行讨伐，并在东征的路上升为排长。在东征回师广州的路上，徐向前和同学们得到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的恶耗，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徐向前心中默念着开学典礼时孙中山的一句话，“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并用这句话勉励自己，告诫同事。这时，徐向前真心实意拥护三民主义，原为实现三民主义奋斗。他没有想到，从此之后，三民主义逐渐成了国民党反动派骗人的一个口号。
徐向前在黄埔军校一年，从一个普通的入伍生，成为一名军官。黄埔军校的教育，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对他是宝贵的，使他开始懂得了许多救国救民的道理，学得了一些军事知识。在校期间，跟随孙中山镇压广州商团武装叛乱和讨伐陈炯明，培养了他的实战精神，锻炼了他的革命意志。海伦在她的访问记中说：“黄埔军校的传统在红军中就表现在徐向前身上。对此他自己也是有所认识的。在我们的会谈行将结束的时候，他总结红军之所以战无不胜的原因，说：”红军真正发扬了中国革命的传统精神，保持了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红色中国内幕黄埔军校的生活给徐向前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1990年徐向前去世后得到了高度评价，被称誉为是杰出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这一评价是中肯的，也是举世公认的。那么，不肯做“跨党分子”的徐向前，是如何从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呢
1926年，徐向前辗转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准备参加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他先到武汉军校全称“中央军校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南湖学兵团当指导员，后到分校一队任少校队长。武汉分校号称“第二黄埔”，校址在两湖书院。它是黄埔军校四个分校中，最享有盛名的一所培训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在这里担负领导工作或任教。武汉生气勃勃的革命形势和两湖书院的政治气氛，使徐向前又有了读书和思考的机会。这时，又有人劝他加入共产党。这时的徐向前，经过一年多的颠沛流离，耳闻目睹军阀混战、国民党腐政、人民遭殃等现象，变得更加深沉。在形势逼迫下，他不得不思考究竟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他还抽空阅读了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李季的通俗资本论等共产主义书籍。
读书是进步的阶梯，思考是前进的动力。要真正迈开步子走，还要有人引导。徐向前任队长后，薪水较高，又孑然一身，经济上算是“大户”了。一些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常常“敲”他的竹杠，让他请客聚餐。几乎每星期一次，大家戏称为“星期日聚餐”。说是聚餐，其实并非吃喝玩乐，而是借此研讨革命，谈论主义。聚到一起就开展辩论，从辛亥革命谈到三民主义，从共产党宣言，谈到资本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徐向前在交谈和争论中，思想认识不断变化，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模糊认识，逐步得到了澄清，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他终于认识到“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历史的回顾
1927年3月，在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重时刻，徐向前选定了自己的奋斗方向，由樊柄星、杨得魁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4 南方升起一颗北方帅星
1955年在毛泽东亲自授衔授勋的十大元帅中，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然而这位令北方人感到骄傲的元帅，同样是在南方成熟成长起来的。
徐向前从小生长在山西，在他23岁投考黄埔军校以前从未离开过这里。他熟悉家乡的一草一木，也熟悉北方的风土人情。在黄埔军校毕业留校后，他因为过不惯南方的生活，也思念家乡的亲人，很想回北方图谋发展。适值1924年10月直奉战争爆发后，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师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并与段祺瑞、张作霖组成由段祺瑞执政的“临时政府”，电邀孙中山大总统北上，共商统一大计。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发表入京宣言，然后北上。一时之间，“统一”在望，形势喜人。于是，徐向前和几个山西老乡商量，想回北方去冯玉祥部工作。恰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正想插手国民二军，“改造”冯玉祥部，就批准了他们的要求，还亲自召见了他们。
冯玉祥是国民党将领中的一位有识之士。徐向前到国民二军后被分配在河南安阳的第六混成旅，先任教导营教官，后任参谋、第二团团副等职。这对初出茅庐，又没有什么靠山的徐向前来说，可算仕途风顺、出人头地了。加之军阀混战，他又很有军事才干，应能成就大业。但是这位未来的帅星，为什么没能在北方升起，却又很快回到了南方呢
原来，自从孙中山逝世后，各派军阀势力重新组合、角逐，所谓“统一”，早已化为泡影。在北方，以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主，联合被推翻的吴佩孚，于1925年下半年开始向冯玉祥的国民军进攻。冯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被派去进攻山西的国民二军也被阎军击败，军长岳维峻被俘，部队士无斗志，无人指挥，四散溃逃。
满怀“救国救民”理想的徐向前，想在北方安身立命、图谋大业的美梦破碎了。这时早已不满于第六混成旅二团团副这个有职无权，不参不谋，无所事事的官差的徐向前，趁机脱离军阀部队，和几个同乡回了趟家。但这时的徐向前再也在家呆不住了。几星期后，一同回家的几个同事都不愿再出来，他独自来到北京。
当时全国形势很乱，北方是军阀之间时而混战时而联合的场面，南方是国共两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场面，报纸上的消息一天一个样，甚至相互矛盾。这时有人劝徐向前在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干，他婉言谢绝了。在国民二军的一年，他对于军阀部队的骄奢腐政、横暴无道，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有了实际感受。他厌恶军阀部队，痛恨军阀混战，不愿为军阀个人争夺势力而卖命。
他眷念起黄埔时期的革命战友和战斗生活。想起在东征的路上，军校学生一路高唱着：“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校歌，日夜奋战在东江地区。他们每到一地，动员群众，宣传群众。队伍中响亮地提出“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的口号。东征军严明的纪律，英勇的举动，深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部队所到之处，战必胜，攻必克。经过两个月的作战，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占领了东江的大部分县城。征战的路上，士兵们热爱他这个排长。老乡们虽然言语不通，却看到了这位年轻的军官和和气气，他领导下的兵不拉，不打骂人，晚上睡在露天下。老人翘起姆指称赞，妇女们称是“文明军”，儿童跟着他们学唱“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军歌。往事历历在目，令人怀恋。
徐向前决心仍然回南方去。经天津到上海后，传来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攻占了武汉的喜讯，更加坚定了他去找革命队伍的决心。1926年11月底他来到武汉军校，并在那里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海伦说：徐向前是红军指挥员中不多的几位理想主义革命家之一。正因为有明确的革命理想，所以徐向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辨别航向，预见革命进程。决定行动方向。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徐向前毫不灰心丧气，孑然一身，从武汉去上海寻找党组织。嗣后，高举党的武装斗争旗帜，参加广州起义，坚持东江游击战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人之一。鄂豫皖时期，他先是抵制了“立三路线”令红军包围和攻打武汉的“左”倾错误，继而又与曾中生一道反对张国焘“攻打安庆、威胁南京”的冒险计划，确保了红军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红四方面军西征期间，在漫川关附近的深山峡谷中遭敌重兵包围，情势险恶万分。张国焘主张分散游击，徐向前坚决反对，主张集中兵力突围。结果突围成功，保存了主力，开辟了川陕根据地。
从广州起义崭露头角，到挺进大别山、威震中原，直至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徐向前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他不仅要与凶顽的敌人斗，而且要与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外行指挥斗。
他凭着顽强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在战火硝烟的洗礼中，逐渐成熟成长起来。在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进程中，徐向前的威名，在红军内部，在敌人当中，广泛传开来。一颗北方帅星从南方冉冉升起。
徐向前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徐帅的崛起，一方面，是北方军阀的反动和落后排斥了他，逼迫了他，使他无法在北方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而南方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吸引了他，南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启迪了他，南方黄埔军校的正规化军事教育培养了他，南方早期的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引了他，使他能够凭着自己不畏艰险，勇于并善于克服困难的坚强韧性和革命斗争意志，在南方这块革命的土壤上发芽、结果。
另一方面，他少年时代在父亲严格教育下所学到的写作知识，青年时代在师范学校和黄埔军校所学到的文化知识和军事理论知识，使他不仅善于指挥战斗，而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写出了一系列优秀军事论文。这使他有别于一般的武将，更具备优秀军事指挥员的素质，成为一位难得的帅才。
2 三次婚姻之谜
徐向前一生有过三次婚姻，其间的酸甜苦辣，他极少与人谈论，但内心满怀隐痛。“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由此我们可以洞见徐帅鲜为人知的情感世界。
2.1 夫唱妇随第一次婚姻
1922年一个良辰吉日，“楼院徐家”张灯结彩，为徐向前和朱香蝉举行婚礼。
这是一件父母包办的婚姻。1920年，徐向前在国民师范上学的第二年，父母考虑，他已经19岁了，再不定亲，别人要笑话的。于是，就在几起保媒说亲的当中，选中了东冶镇朱门长女香蝉。徐家“纳彩”，朱家收下了，接着就行“问聘”之礼，徐朱两家交了“命单”，愿结通婚之好，婚事就算说定了。朱家这时的生活境况要比徐家略好些，但是个缺少文化气氛的人家。香蝉的父亲不识字，是一个本分的庄稼人，还是当地有名的菜园把式。但两家在完婚时间上发生争论。徐父想推迟几年再办，主要考虑家里支付不起取媳妇的一大笔开支。那时，嫁娶礼仪繁多，要操办3天，先“安鼓”，远亲近邻都来，晚上要有八音会吹奏。第二天娶亲，新郎带上红绿攀带和新娘用的首饰妆具，坐轿子去迎女入家，举行仪式，款宴宾朋。三天过后，还要行拜谢的礼节。这笔耗费，对徐家来说是很难支付的。可是朱家不同意往后推迟，理由是闺女大了，再等几年20多岁，在当地，姑娘20不嫁有伤体面。
没办法，徐家只好依了朱家，在徐向前工作安定之后替他们完婚。
向前和香蝉都顺从了父母的安排。徐向前虽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思想解放的程度，还不能使他有摆脱父母包办而去自由恋爱的勇气。一字不识的朱香蝉，根本不知道“五四”运动是啥，更不会有什么新思想了，她只相信命运会给她安排一切。好在“性格很温和”的香蝉令徐向前和全家人都感到满意。一向比较随和的徐向前，限于家境的窘况，对生活没有更多的奢想。何况徐向前此时正踌躇满志，准备献身于乡村小学教育，香蝉这样一位勤快、温雅、会体贴人的姑娘，对他来讲算是比较理想的了。
婚后的香蝉，上对公婆兄嫂，下对小姑，有尊有让，有礼有貌，得到了一家人的喜爱。那时徐向前在河边村任教，每周回家一次，徐母很疼爱媳妇，徐向前不在家，她就让媳妇回娘家去住，并嘱咐向前：“回来时，别忘了去东冶把她接回来。”
徐向前怎么会忘呢，他比母亲更盼望这个时刻。
徐向前任教的川至中学建于1917年，是阎锡山将五台、定襄两县的县立中学撤销，集中了两校的经费、设备办起来的，人们说这是“阎氏私立学校”，这所学校分中学、小学二部。小学又分高小、初小两部分，有4个班，5名教师任教。
这里的条件较好，校舍二三百间，教室、宿舍、图书馆、仪器室、礼堂，应有尽有，教师力量也强有的后来成了大学教授。学校制度很严，每周一次“自省会”，对学生进行劝导训话，学生若有不轨，即被斥责或记过，给予惩罚。徐向前在这里教小学六年级，月薪20块白洋，生活较为稳定。乐天安命的徐向前对自己此时的处境是较为满意的。辛辛苦苦工作一周之后，他便急切地奔向东冶镇，“夫妻双双把家还”。
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松枝。
徐向家和朱香蝉虽然不是自由恋爱成家，但他们也象千千万万对中国老式夫妻那样，随遇而安，过着夫唱妇随、和睦温馨的家庭生活，并逐渐产生了感情。对徐向前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婚姻体验。但是第二次失业的打击很快降临了，这种平静的小日子变成了遥远的记忆。
1924年，失业后的徐向前，背着父母和妻子，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他走后，香蝉忧急交加，得了一种谁也说不清楚的病。徐懋淮夫妇得知徐向前正在黄埔军校学习后，很快给他写了信，告诉他香蝉得了不治之症，日夜思念他。徐向前接信后，忧心如焚，恨不能立刻飞回香蝉的身边。但做为一名军校学员，纪律严格，身不由已。他只好写信安慰妻子不要着急，安心养病，等有机会一定回去看她。可是香蝉每天除了吃一点西葫芦粥之外，别的什么也吃不下，身体急骤消瘦，脸色蜡黄，等不到他回来了。善良而柔弱的香蝉，怀着一腔幽思，命丧黄泉。临终前还哀求公婆写信叫徐向前回家。
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徐向前和朱香蝉也算得上是一对恩爱夫妻。徐向前没能满足香蝉可怜的心愿，也没能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每当念及痴心的香蝉，总是怀有一丝愧疚。
2.2 患难夫妻第二次婚姻
徐向前的头两次婚姻，时间都不长。如果说第一次婚姻给他留下过美好的回忆，那么他的第二次婚姻却使他终生满怀隐痛，不堪回首。
徐向前和程训宣是1929年底结婚的。这不是一次浪漫的结合。
1929年6月，徐向前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从上海来到鄂东北根据地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三十一师辖4个大队，三百来人，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他们纯朴、勇敢，能吃苦耐劳，但也存在着狭隘、散漫等弱点。徐向前新来乍到，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因部队都是南方人，要取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不那么容易。另外，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在徐向前来之前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吴光浩在鄂豫边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为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鄂豫边特委对他不幸牺牲的消息暂时保密。徐向前名义上是副职，实际上要担负起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这更增添了他开展工作的难度。
徐向前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很注意发挥当地土生土长的“大老粗”的长处，从行军打仗、日常生活到军民关系，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哪里最危险、最吃紧，他就出现在哪里。打了胜仗，从不居功自恃，战斗中有缺点和失误，主动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这样，徐向前很快站住了脚，赢得了指战员的爱戴和信任。
“新官上任三指火”。徐向前到达鄂豫边不久，就碰上了敌人烧向红军的“三把火”：“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他总结了东江游击战争的经验，率领队伍同敌人周旋，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让部队在实践中逐步得到锻炼，一步一步地发展自己。从六月到十一月，三次围剿相继被粉碎，敌人尝到了红军的厉害。但是徐向前在一次战斗中，跳崖时将腿摔伤。
在这种情况下，三十一师参谋长曹学楷和三队队长倪志高知道徐向前丧偶多年，眼前身体又不好，需要人照顾，就主动替他和程训宣牵线“做媒”。
程训宣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她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父亲为人忠厚，母亲虽然不认识字，但性格开朗，爱管“闲事”，是个热心肠的人。程训宣受母亲影响很大。她家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红三十一师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弟弟程启波，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后在“肃后”时被杀。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程训宣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投入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程训宣早就听说过徐向前这位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爱慕他的儒雅风度。而徐向前也喜欢这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姑娘给自己沉重的生活带来一份轻松，更希望这位熟悉本地风土民情的妇女干部能成为他的贤内助。但他们没有时间花前月下，谈情说爱。为了照顾徐向前的身体和生活，他们相识不久就闪电般地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这一年徐向前28岁，程训宣18岁。
婚后，徐向前的腿伤很快痊愈，又回到前线指挥战斗。程训宣继续在后方从事地方妇女工作。他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相互之间也很少能得到对方的消息。
1932年反四次“围剿”时，升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战局很紧张。徐向前惦念年轻的妻子，又无法回家探望，就让警卫员把袜子送去，让她抽空给补一补，借此互报平安。没想到，警卫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悄悄地告诉他：“程训宣被抓走了，抓她的人说她是改组派。”
徐向前得知这个消息后，如五雷轰顶。当时正是张国焘白雀园“大肃反”最残酷的时期。在将近三个月的“肃反”中，搞掉了两千五百名连以上的红军指挥员，百分之六七十的团以上干部遭逮捕，杀害，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徐向前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部队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时，他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队经过，见队伍里抬着两付担架，上面蒙着白布，就问身边的红四军政治委员陈昌浩：“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陈昌浩看了徐向前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徐向前大吃一惊，说：“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徐向前熟悉许继慎，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来到鄂豫皖红军后，在红一军、红四军又一起工作。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为人正派，这样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维炯，更是一员战将，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么也被捕了呢陈昌浩知道徐向前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
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陈昌浩有权捕人，徐向前是无权过问的。徐向前后来听说：许继慎和周维炯被杀之前，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什么口供。周维炯被杀之前高喊：“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1942年陈毅到延安的时候告诉徐向前，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程训宣被抓走后命运如何，作为当时身居总指挥高职的徐向前无权过问。亲人为什么被抓，他也不便过问。何况张国焘对他“用而不信”，他自己的命运也朝不保夕。大敌当前，他只好和广大指战员一样，以大局为重，强抑心中的悲痛，听候组织的“审查”，把全身心投入反对敌人“围剿”的斗争。
后来部队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徐向前一直很惦记妻子，到处托人打听她的消息，总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徐向前。1937年到了延安，他才听说妻子被抓走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徐向前问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徐向前悲愤地说不出话来。他为自己做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却无力保护自己的爱妻，眼睁睁地看着她受冤被害，感到痛心疾首。
做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徐向前何偿不愿向其他的男人那样，给妻子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家，儿孙绕膝，尽享天年。然而在这兵慌马乱的年月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做为一军之长的他，既是那样强大，又是那样弱小，他不能解救自己的战友和妻子，也不能耽于儿女柔情。
程训宣的死，对徐向前打击很大。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为了他而惨遭杀害，他却连替她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此后十多年，他一直不愿再娶，既是因为他怀念程训宣，心中的隐痛难以消除；也是因为他提着脑袋干革命，不愿再拖累其他人。直到抗战胜利之初，他遇到他现在的老伴黄杰。
关于与程训宣的婚姻，徐向前极少与人提及。但1984年他在写历史的回顾时，特意叙述了程训宣在“肃反”中的遭遇，称之为“我爱人程训宣”，以示悼念。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家含蓄而深沉的缱绻之情。
2.3 相濡以沫第三次婚姻
从1927年参加革命，到坚持八年抗战，由于长期战斗在第一线，多次负伤，徐向前身体损害很大。1945年4月，徐向前再次积劳成疾，因患肋膜炎，住进延安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高烧不止，病情持续了两个多月，他躺在病床上，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险关头，病情一天天向好的方面转化，直到当年冬天才出院，身体仍然很衰弱。
这时，他遇见了他在武汉军校任教时女生队的学员黄杰。
黄杰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老战士，湖北江陵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组织领导过九岭岗暴动，后长期在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工作。
1946年5月，任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长。
当时徐向前和黄杰都已入不惑之年。黄杰看到当年英姿勃勃的教官如今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一股怜惜之情涌上心头。而徐向前望着眼前细眉细眼、干净利落、风韵犹存的黄杰，也不由想起自己的当年，心中产生了“想要有个家”的强烈归属感。
1946年“五四”青年节。是徐向前和黄杰结婚的日子。关于“婚礼”的情况，当时给徐向前担任警卫的张双优有如下的叙述：“那天是个假日，我陪首长走到苏部长家，有位女同志已先在那里，正和苏部长的爱人说话。后来，他们四人打扑克。
苏部长的警卫员小王忽然问我知不知道首长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我说不就是休息来玩玩呗他唉呀一声：“你们首长今天是来结婚的呀那位女同志是保育院的黄院长。我赶紧给家里的同志打电话，让他们快做准备。内心里直埋怨首长，这么大的事也不言一声。当我跟随首长他们两人步行回到家里，见到大伙正在打扫屋子，首长笑着说了一声”嗨小鬼。“
“婚礼”就这么简单，这么平平常常，都已不是初婚的徐向前和黄杰不愿声张。而真正两心相许的美满婚姻是不在乎婚礼的形式的。
他们结婚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解放战争还未开始的时期，革命形势朝着有利于我党的方向发展。徐向前以为他现在有能力、有可能给妻子一个安定的家了，他们婚后很快有了一个孩子，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程训宣被害35年之后，相似的命运险些落在他的老伴黄杰的身上。
1968年10月，徐向前已被斥为“二月逆流”打入另册。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br /gt;</br></br>
不论阎锡山办学初衷如何，他创办这样一所官费学校，却给因家境贫困而被迫缀学做书店学徒的徐向前创造了一个摆脱命运束缚的契机。
1918年底徐向前考入山西省省立国民师范学校速成班，成为第一期学员。一入校，学校就发了军衣、皮鞋、绑腿等一些军用品，徐向前和其他学生一样完全是军人装束，还学习军事基本知识，进行军事训练。
两年的正规教育，使徐向前拓展了知识，终生受益。特别是入校不久爆发的“五四”运动，对他的政治生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和席卷全国的巨大声势，激动着每个爱国青年的心。由阎锡山控制的这所准军事学校，也沸腾起来，并自然成了学生运动中心。许多学生走出校门，上街去游行示威、宣传演讲。徐向前不爱说不爱道，就跟着别人走街串巷，贴贴标语，听听演讲。“五四”运动的发生对徐向前思想的冲击是巨大的，逼着他想一些问题：“民众何以贫穷”，“国家何以危亡”“中国的出路何在”闲暇时间，他不再象从前那样，热衷于读小说了，而是注意一些与政治有关的书刊。他在国师第一次知道了苏联的“十月革命”，在报纸上看到了“里宁列宁”和“劳农政府”的概念，对社会主义开始有了一个朦胧的认识。
阎锡山创办这所学校煞费苦心，想培养武文兼备的人才，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是事与愿违，许多学生毕业后成了共产党的骨干。除徐向前外，薄一波、程子华、王世英、张友渔、郭洪涛、郑季翘、李逸三等都曾在国师学习，从事革命活动。阎锡山这时怎么也不曾料到，在他创办的这所学校里，有一个不太起眼又安分守己的学生，几年之后，跃然变成了威震中国的著名军事将领，成了共产党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他统帅下的红军，在大别山、川陕地区，把国民党军队几万几万地消灭，后来，成了新中国战功赫赫的元帅。然而正是阎锡山培养武文兼备人才的办学宗旨，开掘了徐向前潜在的军事才能，为徐向前后来走向黄埔，成为优秀的革命家、军事家做了必要的思想、知识和体力储备。比如当时学校开设武术课，教些各路拳术，太极拳是其中一种，后来成了徐向前一直延用的健身方法。从那时开始，他一直坚持了六十多年，成为他长寿的秘决之一。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他带病坚持到太行前线，亲自将一支地方武装训练成为主力兵团，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创造了以少胜多，屡克顽城的奇迹，降伏“卧牛”、横扫晋中、攻克太原，将阎锡山赶出了老家，解放了山西，成为阎锡山的掘墓人。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徐向前接受了毛泽东的委派，和周恩来去太原，利用同乡的关系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阎锡山很赞赏徐向前的军事指挥才能，对他的部下说：徐向前缺粮少弹，蒋介石剿了他几年，都没剿垮，你们要多加留意。
阎锡山很想借国共和作之机，把徐向前拉过去，甚至说出了“政治上依靠薄一波，军事上依靠徐向前”的话。
其实，如果不是阎锡山在山西反动、腐败的统治，逼得徐向前无法安身立命，他也许会过另一种安贫乐道的平淡生活，他在学校所受的军事思想启蒙教育将会消失在萌芽状态，历史也将会是另一种写法。因为当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之时，从没有想过要去做一名军人，而是满怀“教育救国”的热情投入到小学教育当中。可在短短的三年教学生涯中，他却两次被辞退。这对于一个热爱教育，并准备献身于教育事业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从谋生的角度来说，一个学徒工，考入师范，又做了教师，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理想和报负。五四运动以后，在先进思想影响下，我心里也逐渐萌发起改造黑暗社会的念头。当上教师我就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从小就理解这一点，长成有用的人才，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我不能走我父亲以教书谋生的老路，要与他同行不同路。没想到，学校断了我的路。”
当他因向学生讲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辛亥革命、巴黎和会等事件，遭到校长的干涉，并被阎锡山创办的河边村川至中学小学部辞退后，父母为他的前途焦急，要他托托人情，再找个教书的地方。求亲告友挣个教书匠，徐向前不做了，愤而离家，跑到太原想另谋生路。
正当他踯躅街头，谋生无路，报国无门之时，得到了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张榜招收学生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他串连了几个同乡，凑了一点路费，由阎锡山部队中一位姓郭的军官介绍，乘火车南下到上海参加初试，并最终考取黄埔军校。徐向前第一次踏出山西省界，把他的眼光转向全中国。他无法预见自己的前途。既然教育救国的想法碰了壁，此路不通，只好投笔从戎，走用枪杆子救国的路，在黑暗中探出一条光明的路来。
山西省偏僻而落后的生活，从反面刺激了徐向前的求知欲望。被阎锡山黑暗统治逼向黄埔军校的徐向前，迈出了踏向革命征程的第一步。此后，他从黄博军校出发，一步步走向元帅之路。
1.3 “跨党分子”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很多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被称之为“跨党人士”。这时，有人劝徐向前跨党，加入cp共产党，徐向前却斩钉截铁地说：“我决不做跨党分子”。他的这一言行令很多进步同学感到困惑不解。是徐向前对共产党的策略抱有偏见，还是他不愿随波逐流，抑或有什么别的原因
1924年，徐向前来到黄埔军校后，上的第一节课是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徐向前毫无思想准备，想不到加入国民党的手续这么简单，一堂课下来，他和同学们都成了青一色的党员了。后来他和一些人说起来，都当是笑话。尽管当时徐向前加入国民党不是自觉自愿的，但因为在考入黄埔军校前后，他曾多次聆听过孙中山的讲演，被“孙中山”这个响亮的名字所吸引，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逐渐有所了解，并对孙中山产生了钦佩之情，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个组织。徐向前是不愿盲目崇拜一个人，更不肯盲目去做一件事的，总要搞清是什么、为什么，再决定做什么。他一旦接受了三民主义，就要全心全意地去实行。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见他积极拥护共产党人的主张，积极参加共产党人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就劝他参加共产党。实际上，一方面他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是无意识的，主要还是出于对孙中山“联俄联共”主张的拥护和支持，本身对共产主义缺乏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他单纯地认为一个人只能有一种信仰，不能“脚踏两只船”，而不知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国共合作的需要，并非放弃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严辞拒绝了同学的建议。
后来陈炯明叛变革命，徐向前做为学生兵参加东征，进行讨伐，并在东征的路上升为排长。在东征回师广州的路上，徐向前和同学们得到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的恶耗，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徐向前心中默念着开学典礼时孙中山的一句话，“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并用这句话勉励自己，告诫同事。这时，徐向前真心实意拥护三民主义，原为实现三民主义奋斗。他没有想到，从此之后，三民主义逐渐成了国民党反动派骗人的一个口号。
徐向前在黄埔军校一年，从一个普通的入伍生，成为一名军官。黄埔军校的教育，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对他是宝贵的，使他开始懂得了许多救国救民的道理，学得了一些军事知识。在校期间，跟随孙中山镇压广州商团武装叛乱和讨伐陈炯明，培养了他的实战精神，锻炼了他的革命意志。海伦在她的访问记中说：“黄埔军校的传统在红军中就表现在徐向前身上。对此他自己也是有所认识的。在我们的会谈行将结束的时候，他总结红军之所以战无不胜的原因，说：”红军真正发扬了中国革命的传统精神，保持了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红色中国内幕黄埔军校的生活给徐向前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1990年徐向前去世后得到了高度评价，被称誉为是杰出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这一评价是中肯的，也是举世公认的。那么，不肯做“跨党分子”的徐向前，是如何从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呢
1926年，徐向前辗转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准备参加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他先到武汉军校全称“中央军校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南湖学兵团当指导员，后到分校一队任少校队长。武汉分校号称“第二黄埔”，校址在两湖书院。它是黄埔军校四个分校中，最享有盛名的一所培训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在这里担负领导工作或任教。武汉生气勃勃的革命形势和两湖书院的政治气氛，使徐向前又有了读书和思考的机会。这时，又有人劝他加入共产党。这时的徐向前，经过一年多的颠沛流离，耳闻目睹军阀混战、国民党腐政、人民遭殃等现象，变得更加深沉。在形势逼迫下，他不得不思考究竟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他还抽空阅读了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李季的通俗资本论等共产主义书籍。
读书是进步的阶梯，思考是前进的动力。要真正迈开步子走，还要有人引导。徐向前任队长后，薪水较高，又孑然一身，经济上算是“大户”了。一些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常常“敲”他的竹杠，让他请客聚餐。几乎每星期一次，大家戏称为“星期日聚餐”。说是聚餐，其实并非吃喝玩乐，而是借此研讨革命，谈论主义。聚到一起就开展辩论，从辛亥革命谈到三民主义，从共产党宣言，谈到资本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徐向前在交谈和争论中，思想认识不断变化，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模糊认识，逐步得到了澄清，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他终于认识到“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历史的回顾
1927年3月，在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重时刻，徐向前选定了自己的奋斗方向，由樊柄星、杨得魁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4 南方升起一颗北方帅星
1955年在毛泽东亲自授衔授勋的十大元帅中，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然而这位令北方人感到骄傲的元帅，同样是在南方成熟成长起来的。
徐向前从小生长在山西，在他23岁投考黄埔军校以前从未离开过这里。他熟悉家乡的一草一木，也熟悉北方的风土人情。在黄埔军校毕业留校后，他因为过不惯南方的生活，也思念家乡的亲人，很想回北方图谋发展。适值1924年10月直奉战争爆发后，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师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并与段祺瑞、张作霖组成由段祺瑞执政的“临时政府”，电邀孙中山大总统北上，共商统一大计。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发表入京宣言，然后北上。一时之间，“统一”在望，形势喜人。于是，徐向前和几个山西老乡商量，想回北方去冯玉祥部工作。恰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正想插手国民二军，“改造”冯玉祥部，就批准了他们的要求，还亲自召见了他们。
冯玉祥是国民党将领中的一位有识之士。徐向前到国民二军后被分配在河南安阳的第六混成旅，先任教导营教官，后任参谋、第二团团副等职。这对初出茅庐，又没有什么靠山的徐向前来说，可算仕途风顺、出人头地了。加之军阀混战，他又很有军事才干，应能成就大业。但是这位未来的帅星，为什么没能在北方升起，却又很快回到了南方呢
原来，自从孙中山逝世后，各派军阀势力重新组合、角逐，所谓“统一”，早已化为泡影。在北方，以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主，联合被推翻的吴佩孚，于1925年下半年开始向冯玉祥的国民军进攻。冯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被派去进攻山西的国民二军也被阎军击败，军长岳维峻被俘，部队士无斗志，无人指挥，四散溃逃。
满怀“救国救民”理想的徐向前，想在北方安身立命、图谋大业的美梦破碎了。这时早已不满于第六混成旅二团团副这个有职无权，不参不谋，无所事事的官差的徐向前，趁机脱离军阀部队，和几个同乡回了趟家。但这时的徐向前再也在家呆不住了。几星期后，一同回家的几个同事都不愿再出来，他独自来到北京。
当时全国形势很乱，北方是军阀之间时而混战时而联合的场面，南方是国共两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场面，报纸上的消息一天一个样，甚至相互矛盾。这时有人劝徐向前在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干，他婉言谢绝了。在国民二军的一年，他对于军阀部队的骄奢腐政、横暴无道，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有了实际感受。他厌恶军阀部队，痛恨军阀混战，不愿为军阀个人争夺势力而卖命。
他眷念起黄埔时期的革命战友和战斗生活。想起在东征的路上，军校学生一路高唱着：“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校歌，日夜奋战在东江地区。他们每到一地，动员群众，宣传群众。队伍中响亮地提出“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的口号。东征军严明的纪律，英勇的举动，深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部队所到之处，战必胜，攻必克。经过两个月的作战，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占领了东江的大部分县城。征战的路上，士兵们热爱他这个排长。老乡们虽然言语不通，却看到了这位年轻的军官和和气气，他领导下的兵不拉，不打骂人，晚上睡在露天下。老人翘起姆指称赞，妇女们称是“文明军”，儿童跟着他们学唱“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军歌。往事历历在目，令人怀恋。
徐向前决心仍然回南方去。经天津到上海后，传来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攻占了武汉的喜讯，更加坚定了他去找革命队伍的决心。1926年11月底他来到武汉军校，并在那里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海伦说：徐向前是红军指挥员中不多的几位理想主义革命家之一。正因为有明确的革命理想，所以徐向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辨别航向，预见革命进程。决定行动方向。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徐向前毫不灰心丧气，孑然一身，从武汉去上海寻找党组织。嗣后，高举党的武装斗争旗帜，参加广州起义，坚持东江游击战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人之一。鄂豫皖时期，他先是抵制了“立三路线”令红军包围和攻打武汉的“左”倾错误，继而又与曾中生一道反对张国焘“攻打安庆、威胁南京”的冒险计划，确保了红军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红四方面军西征期间，在漫川关附近的深山峡谷中遭敌重兵包围，情势险恶万分。张国焘主张分散游击，徐向前坚决反对，主张集中兵力突围。结果突围成功，保存了主力，开辟了川陕根据地。
从广州起义崭露头角，到挺进大别山、威震中原，直至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徐向前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他不仅要与凶顽的敌人斗，而且要与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外行指挥斗。
他凭着顽强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在战火硝烟的洗礼中，逐渐成熟成长起来。在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进程中，徐向前的威名，在红军内部，在敌人当中，广泛传开来。一颗北方帅星从南方冉冉升起。
徐向前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徐帅的崛起，一方面，是北方军阀的反动和落后排斥了他，逼迫了他，使他无法在北方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而南方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吸引了他，南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启迪了他，南方黄埔军校的正规化军事教育培养了他，南方早期的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引了他，使他能够凭着自己不畏艰险，勇于并善于克服困难的坚强韧性和革命斗争意志，在南方这块革命的土壤上发芽、结果。
另一方面，他少年时代在父亲严格教育下所学到的写作知识，青年时代在师范学校和黄埔军校所学到的文化知识和军事理论知识，使他不仅善于指挥战斗，而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写出了一系列优秀军事论文。这使他有别于一般的武将，更具备优秀军事指挥员的素质，成为一位难得的帅才。
2 三次婚姻之谜
徐向前一生有过三次婚姻，其间的酸甜苦辣，他极少与人谈论，但内心满怀隐痛。“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由此我们可以洞见徐帅鲜为人知的情感世界。
2.1 夫唱妇随第一次婚姻
1922年一个良辰吉日，“楼院徐家”张灯结彩，为徐向前和朱香蝉举行婚礼。
这是一件父母包办的婚姻。1920年，徐向前在国民师范上学的第二年，父母考虑，他已经19岁了，再不定亲，别人要笑话的。于是，就在几起保媒说亲的当中，选中了东冶镇朱门长女香蝉。徐家“纳彩”，朱家收下了，接着就行“问聘”之礼，徐朱两家交了“命单”，愿结通婚之好，婚事就算说定了。朱家这时的生活境况要比徐家略好些，但是个缺少文化气氛的人家。香蝉的父亲不识字，是一个本分的庄稼人，还是当地有名的菜园把式。但两家在完婚时间上发生争论。徐父想推迟几年再办，主要考虑家里支付不起取媳妇的一大笔开支。那时，嫁娶礼仪繁多，要操办3天，先“安鼓”，远亲近邻都来，晚上要有八音会吹奏。第二天娶亲，新郎带上红绿攀带和新娘用的首饰妆具，坐轿子去迎女入家，举行仪式，款宴宾朋。三天过后，还要行拜谢的礼节。这笔耗费，对徐家来说是很难支付的。可是朱家不同意往后推迟，理由是闺女大了，再等几年20多岁，在当地，姑娘20不嫁有伤体面。
没办法，徐家只好依了朱家，在徐向前工作安定之后替他们完婚。
向前和香蝉都顺从了父母的安排。徐向前虽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思想解放的程度，还不能使他有摆脱父母包办而去自由恋爱的勇气。一字不识的朱香蝉，根本不知道“五四”运动是啥，更不会有什么新思想了，她只相信命运会给她安排一切。好在“性格很温和”的香蝉令徐向前和全家人都感到满意。一向比较随和的徐向前，限于家境的窘况，对生活没有更多的奢想。何况徐向前此时正踌躇满志，准备献身于乡村小学教育，香蝉这样一位勤快、温雅、会体贴人的姑娘，对他来讲算是比较理想的了。
婚后的香蝉，上对公婆兄嫂，下对小姑，有尊有让，有礼有貌，得到了一家人的喜爱。那时徐向前在河边村任教，每周回家一次，徐母很疼爱媳妇，徐向前不在家，她就让媳妇回娘家去住，并嘱咐向前：“回来时，别忘了去东冶把她接回来。”
徐向前怎么会忘呢，他比母亲更盼望这个时刻。
徐向前任教的川至中学建于1917年，是阎锡山将五台、定襄两县的县立中学撤销，集中了两校的经费、设备办起来的，人们说这是“阎氏私立学校”，这所学校分中学、小学二部。小学又分高小、初小两部分，有4个班，5名教师任教。
这里的条件较好，校舍二三百间，教室、宿舍、图书馆、仪器室、礼堂，应有尽有，教师力量也强有的后来成了大学教授。学校制度很严，每周一次“自省会”，对学生进行劝导训话，学生若有不轨，即被斥责或记过，给予惩罚。徐向前在这里教小学六年级，月薪20块白洋，生活较为稳定。乐天安命的徐向前对自己此时的处境是较为满意的。辛辛苦苦工作一周之后，他便急切地奔向东冶镇，“夫妻双双把家还”。
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松枝。
徐向家和朱香蝉虽然不是自由恋爱成家，但他们也象千千万万对中国老式夫妻那样，随遇而安，过着夫唱妇随、和睦温馨的家庭生活，并逐渐产生了感情。对徐向前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婚姻体验。但是第二次失业的打击很快降临了，这种平静的小日子变成了遥远的记忆。
1924年，失业后的徐向前，背着父母和妻子，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他走后，香蝉忧急交加，得了一种谁也说不清楚的病。徐懋淮夫妇得知徐向前正在黄埔军校学习后，很快给他写了信，告诉他香蝉得了不治之症，日夜思念他。徐向前接信后，忧心如焚，恨不能立刻飞回香蝉的身边。但做为一名军校学员，纪律严格，身不由已。他只好写信安慰妻子不要着急，安心养病，等有机会一定回去看她。可是香蝉每天除了吃一点西葫芦粥之外，别的什么也吃不下，身体急骤消瘦，脸色蜡黄，等不到他回来了。善良而柔弱的香蝉，怀着一腔幽思，命丧黄泉。临终前还哀求公婆写信叫徐向前回家。
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徐向前和朱香蝉也算得上是一对恩爱夫妻。徐向前没能满足香蝉可怜的心愿，也没能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每当念及痴心的香蝉，总是怀有一丝愧疚。
2.2 患难夫妻第二次婚姻
徐向前的头两次婚姻，时间都不长。如果说第一次婚姻给他留下过美好的回忆，那么他的第二次婚姻却使他终生满怀隐痛，不堪回首。
徐向前和程训宣是1929年底结婚的。这不是一次浪漫的结合。
1929年6月，徐向前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从上海来到鄂东北根据地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三十一师辖4个大队，三百来人，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他们纯朴、勇敢，能吃苦耐劳，但也存在着狭隘、散漫等弱点。徐向前新来乍到，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因部队都是南方人，要取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不那么容易。另外，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在徐向前来之前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吴光浩在鄂豫边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为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鄂豫边特委对他不幸牺牲的消息暂时保密。徐向前名义上是副职，实际上要担负起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这更增添了他开展工作的难度。
徐向前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很注意发挥当地土生土长的“大老粗”的长处，从行军打仗、日常生活到军民关系，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哪里最危险、最吃紧，他就出现在哪里。打了胜仗，从不居功自恃，战斗中有缺点和失误，主动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这样，徐向前很快站住了脚，赢得了指战员的爱戴和信任。
“新官上任三指火”。徐向前到达鄂豫边不久，就碰上了敌人烧向红军的“三把火”：“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他总结了东江游击战争的经验，率领队伍同敌人周旋，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让部队在实践中逐步得到锻炼，一步一步地发展自己。从六月到十一月，三次围剿相继被粉碎，敌人尝到了红军的厉害。但是徐向前在一次战斗中，跳崖时将腿摔伤。
在这种情况下，三十一师参谋长曹学楷和三队队长倪志高知道徐向前丧偶多年，眼前身体又不好，需要人照顾，就主动替他和程训宣牵线“做媒”。
程训宣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她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父亲为人忠厚，母亲虽然不认识字，但性格开朗，爱管“闲事”，是个热心肠的人。程训宣受母亲影响很大。她家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红三十一师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弟弟程启波，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后在“肃后”时被杀。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程训宣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投入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程训宣早就听说过徐向前这位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爱慕他的儒雅风度。而徐向前也喜欢这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姑娘给自己沉重的生活带来一份轻松，更希望这位熟悉本地风土民情的妇女干部能成为他的贤内助。但他们没有时间花前月下，谈情说爱。为了照顾徐向前的身体和生活，他们相识不久就闪电般地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这一年徐向前28岁，程训宣18岁。
婚后，徐向前的腿伤很快痊愈，又回到前线指挥战斗。程训宣继续在后方从事地方妇女工作。他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相互之间也很少能得到对方的消息。
1932年反四次“围剿”时，升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战局很紧张。徐向前惦念年轻的妻子，又无法回家探望，就让警卫员把袜子送去，让她抽空给补一补，借此互报平安。没想到，警卫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悄悄地告诉他：“程训宣被抓走了，抓她的人说她是改组派。”
徐向前得知这个消息后，如五雷轰顶。当时正是张国焘白雀园“大肃反”最残酷的时期。在将近三个月的“肃反”中，搞掉了两千五百名连以上的红军指挥员，百分之六七十的团以上干部遭逮捕，杀害，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徐向前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部队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时，他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队经过，见队伍里抬着两付担架，上面蒙着白布，就问身边的红四军政治委员陈昌浩：“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陈昌浩看了徐向前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徐向前大吃一惊，说：“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徐向前熟悉许继慎，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来到鄂豫皖红军后，在红一军、红四军又一起工作。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为人正派，这样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维炯，更是一员战将，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么也被捕了呢陈昌浩知道徐向前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
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陈昌浩有权捕人，徐向前是无权过问的。徐向前后来听说：许继慎和周维炯被杀之前，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什么口供。周维炯被杀之前高喊：“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1942年陈毅到延安的时候告诉徐向前，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程训宣被抓走后命运如何，作为当时身居总指挥高职的徐向前无权过问。亲人为什么被抓，他也不便过问。何况张国焘对他“用而不信”，他自己的命运也朝不保夕。大敌当前，他只好和广大指战员一样，以大局为重，强抑心中的悲痛，听候组织的“审查”，把全身心投入反对敌人“围剿”的斗争。
后来部队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徐向前一直很惦记妻子，到处托人打听她的消息，总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徐向前。1937年到了延安，他才听说妻子被抓走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徐向前问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徐向前悲愤地说不出话来。他为自己做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却无力保护自己的爱妻，眼睁睁地看着她受冤被害，感到痛心疾首。
做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徐向前何偿不愿向其他的男人那样，给妻子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家，儿孙绕膝，尽享天年。然而在这兵慌马乱的年月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做为一军之长的他，既是那样强大，又是那样弱小，他不能解救自己的战友和妻子，也不能耽于儿女柔情。
程训宣的死，对徐向前打击很大。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为了他而惨遭杀害，他却连替她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此后十多年，他一直不愿再娶，既是因为他怀念程训宣，心中的隐痛难以消除；也是因为他提着脑袋干革命，不愿再拖累其他人。直到抗战胜利之初，他遇到他现在的老伴黄杰。
关于与程训宣的婚姻，徐向前极少与人提及。但1984年他在写历史的回顾时，特意叙述了程训宣在“肃反”中的遭遇，称之为“我爱人程训宣”，以示悼念。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家含蓄而深沉的缱绻之情。
2.3 相濡以沫第三次婚姻
从1927年参加革命，到坚持八年抗战，由于长期战斗在第一线，多次负伤，徐向前身体损害很大。1945年4月，徐向前再次积劳成疾，因患肋膜炎，住进延安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高烧不止，病情持续了两个多月，他躺在病床上，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险关头，病情一天天向好的方面转化，直到当年冬天才出院，身体仍然很衰弱。
这时，他遇见了他在武汉军校任教时女生队的学员黄杰。
黄杰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老战士，湖北江陵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组织领导过九岭岗暴动，后长期在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工作。
1946年5月，任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长。
当时徐向前和黄杰都已入不惑之年。黄杰看到当年英姿勃勃的教官如今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一股怜惜之情涌上心头。而徐向前望着眼前细眉细眼、干净利落、风韵犹存的黄杰，也不由想起自己的当年，心中产生了“想要有个家”的强烈归属感。
1946年“五四”青年节。是徐向前和黄杰结婚的日子。关于“婚礼”的情况，当时给徐向前担任警卫的张双优有如下的叙述：“那天是个假日，我陪首长走到苏部长家，有位女同志已先在那里，正和苏部长的爱人说话。后来，他们四人打扑克。
苏部长的警卫员小王忽然问我知不知道首长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我说不就是休息来玩玩呗他唉呀一声：“你们首长今天是来结婚的呀那位女同志是保育院的黄院长。我赶紧给家里的同志打电话，让他们快做准备。内心里直埋怨首长，这么大的事也不言一声。当我跟随首长他们两人步行回到家里，见到大伙正在打扫屋子，首长笑着说了一声”嗨小鬼。“
“婚礼”就这么简单，这么平平常常，都已不是初婚的徐向前和黄杰不愿声张。而真正两心相许的美满婚姻是不在乎婚礼的形式的。
他们结婚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解放战争还未开始的时期，革命形势朝着有利于我党的方向发展。徐向前以为他现在有能力、有可能给妻子一个安定的家了，他们婚后很快有了一个孩子，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程训宣被害35年之后，相似的命运险些落在他的老伴黄杰的身上。
1968年10月，徐向前已被斥为“二月逆流”打入另册。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br /gt;</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