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被老百姓戏称是“五星级”监狱大酒店。一些小混混对记者说，“有这样的酒店住，我什么都招，一进去就招。”
而在西北的西夏新报则报道了被关押在罗布泊监狱中的犯人抗议他们没有得到内地监狱的待遇，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是违反监狱法某条某款的，并集体委托律师起诉监狱当局，要求给予政府赔偿。
一时间，这些小报都开始了各种各样针对法律笑话和漏洞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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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赤橙黄绿青蓝紫1
第一节
为了召开党的中央全会，蓝琼紧急的跟几个中央常委磋商，在常委会上，蓝琼征求大家的意见。
“这次由司徒晟挑起来的争论我个人意见是不是暂时不要召开全会，司徒晟同志年轻，有冲劲，为我们国家也建立了不少功勋，人品没有话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这次是不是玩的大了一些这些理论问题不仅是给那些学术权威出了难题，对于我们中央来说何尝不是也出了一道难题不过我这个想法也不成熟。对于我们现在遇到的新问题，我自己也是没有想明白，也正是基于这个出发点，我才想，是不是等我们有了一定的想法以后再开会，否则这个会议怎么控制”牛华西一如既往的首先发言。
陈小山皱了皱眉头，然后轻声的说道，“我们党在建国以后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要控制会议，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说那是不对的，既然是集体领导，既然是发扬党内民主，那么就应该在会议上让大家把心里话说出来，这次会议我的意见是早开比晚开好，开了比不开好，我们是领导国家的党，一些问题自己都没有弄清楚怎么去指导民众的生活至于司徒晟同志的想法我认为很好，这不是他给我们出难题，是时代的进步给了我们新的要求，以前说与时具进，我看这个提法要改一改，我们不能老是跟在时代的后面或者是跟着时代一起前进。我认为司徒晟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起码他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想在了我们的前面，他是为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我们党只要有这样的同志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曲广善同志想了想说道，“我们的国家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夺取政权以后，我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先是建立了计划经济，当计划经济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时候，我们又逐步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现在，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经济模式也是世界上最稳定的，这都得宜于我们党始终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面对社会和世界的挑战，在今天，当我们的同志已经预见到将来可能发生的问题，说严重点是已经在发生的问题时，我的态度首先就是要鲜明的支持对解决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讨。目前，我国在一些法律和制度上的确是存在着漏洞，这些从大面上讲是影响了国家的进步，从小的方面说是纵容了一些丑陋的人更加变本加厉的去作j犯科，因此，改革是必然的，不在乎早一点晚一点。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司徒同志提出问题的时机反映了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我们要亟待解决的，即便不是他提出来也会有其他的同志看到这个问题，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定论，但是不等于我们的讨论就也没有定论，我认为还是让大家都来讨论的好。”
“我们现在的国家很大，各民族的构成也很复杂，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你们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你们必须清楚的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地区的代表都是高智商高水平的，我们现在的中央委员将近八百多名，比起上个世纪末翻了一番还要多，他们来自各个地方，分别代表着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区人的利益，有些新区的委员党龄还没有我孙子大，这样的人员结构本身就要求我们在处理问题时要小心翼翼，谨慎处理，万一意见不统一弄出分裂怎么办谁负责”牛华西老道的说到，“对于这样的大型会议不控制不行，没有明确的会议目标更不行，这是原则。”
“我来说两句，”蓝琼打破了沉默，“我们党发展到今天走过的路线告诉我们就是要相信群众，相信广大党员。大家还记得吗在我国经济腾飞的初期，在我们国家里不是有那么一些人食民膏喝兵血吗我们党内不也有那么一些腐败分子利用各种机会携取社会的财富吗这些现象极大的影响了人民对党的信心，对政府的信任。可是，我们党还是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这样的腐败。因为广大党员是好的，广大的基层民众是好的，在历次的党内斗争中，有人说是个人的威望战胜了分裂分子，我不这样认为，还是我们广大党员的党性战胜了分裂分子。
现在，政府里单个个人的腐败现象已经鲜见了，顶风作案的人现在很少了，一方面是我们的制度完善和法律的威慑，另一方面我们现在比较准确的体现了高薪养廉的政策，可是现在民间的奢侈腐败如同洪水猛兽般的向我们扑来，为了抗衡这样的腐蚀，我们的一些政策和手段也势必也要水涨船高，这样的疲劳战长期打下去对我们这个执政党来说是不利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历史上，一些朝代为避免兴衰的轮回曾经想过不少办法，但是他们在理论基础上都是脱离广大民众的，因此也拿不出什么良方来。
一百多年前，中山先生倡导国家的体制实行共和制，而那个时候的世界上到底有几个共和制的国家哪当时的欧洲列强大多是君主立宪制，只有法国是共和制，而美国那个时候还在荒蛮的西部搞牛仔运动，即便是法国也不过是1889年才开始的共和制，当时世界上对于这样的制度并不成熟，因此，尽管孙先生极力推崇但在推翻帝制以后还是没有能够实现这样的制度，因为封建遗老的势力太大了，他们搞了一个民国的模式，即便是这样也被袁世凯给弄了个百日帝制。我们党早期的领袖深知要想从根本上避免朝代的更替轮回只有建立共和制的模式，但是建立共和制是不是就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轮回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经常出现跌宕起伏，那么是不是也是一种轮回这些都反映到现实的社会结构里面，我们现在有些公民穷奢极欲，极大的败坏了社会风气，这些使我们要想一想怎么在法律制度上，公民生活结构上对这样的现象加以限制，怎么样在民族进步的同时建立我们自己的道德规范，这就是我们这次全会要讨论的主题。我们现在是还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就不要去讨论。我们党在历史上形成了控制会议的习惯，那是当时的历史背景所要求的，而在高度文明发达的今天，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广大党员有正确的鉴别能力，有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如果我们连这几百个中央委员都害怕，害怕不能统一认识，害怕出现分裂，那么我们这个党是不是太脆弱了所以说，我们不要怕会出什么岔子，也不要担心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责成中宣部和中央理论研究室尽快的拿出讨论的命题来，我们几个也多思考一下，每个星期大家把思考的心得碰一下，我们不能等着新的理论出台，要广泛的发动群众，把今后的理论研究推上去。我提议中央全会在2个月以后召开。”
经过蓝琼的推动，中央全会如期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有史以来的没有标准议程的会议，会议仅仅给每个与会者发了一个会议提纲和一堆要阅读的材料，还有就是给每个参加会议的人准备了大量的办公用具，提示他们要在会议前做好“功课”。其实在一个月前，中央就已经把有关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发了下去，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都在组织各位中央委员在讨论和研究，有些委员来的时候已经是有所准备了。
在开幕式上，蓝琼做了简短的发言，她说，“同志们，这次把你们请了来是对我们今后的一些方针政策，法律和条理进行一次广泛的研讨，你们在来的时候都已经收到了中央发给你们的资料，总的来说，就是要靠大家的讨论澄清一些社会上存在的误区，纠正我们在指导理论上一些已经不适合现在社会发展的东西。在这里我首先声明，大家不要有顾虑，不要怕秋后算账，一九五七年的事情不会再发生。我们要的是大家的真识卓见，要的是对民族和国家的负责。会议初步计划讨论的时间为五天，在生活节奏这么快的今天拿出这么多时间来讨论我看已经是很奢侈了，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时间，大家都是来自各个岗位的，各种都很繁忙，所以，我看还是抓紧时间开始吧，我就不多罗嗦了。”
司徒晟很滑稽的参加的是香港代表团，而香港代表团的组成绝大部分都是由中资驻港机构和中央驻港机构的人员组成的，因为共产党信守诺言，不在香港发展组织，即便是过了五十年，现在香港的经济已经基本上融进了祖国的大经济圈，在香港的任何一个执政党都要跟共产党保持密切的联系，在香港人看来，只有靠大陆这个基石才能使香港长期保持繁荣稳定。有意思的是一些香港人要加入共产党组织还要到深圳来履行手续，而香港代表团也是在名字前面加上了内陆驻港机构香港代表团的字样。司徒晟由于特殊的出身背景，使他成为了香港代表团的一员。
在讨论的时候，司徒晟说到，
“政策和法律上的漏洞会贻害无穷，对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这里，我不跟你们讲现实，我想讲讲在上个世纪末国企改革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也许对大家会有一些启迪。
国企改革是我们国家经济腾飞时最艰难的改革，这不同于在解放初期收购民族资本家的股权和企业，因为牵涉到的面太广，涉及到的人太多。国企的改革原本的出发点是打破大锅饭，发掘企业的自身生命力，通过吸纳社会资金，使庞大的国有企业活起来。可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一是在一些企业单位转制的时候大量的国有资产的流失，特别是一些地方集体企业的资产流失的现象十分严重，在湖北，一个年产二百吨的白酒厂只要20万就卖给了原来的厂长，使这个厂长在一夜之间成为千万富翁，许多原来地方企业就是这样被一些不法分子吞噬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使当时的一些人发的不清不楚，也使一大批党政干部小水，还有一些干部则是放弃官本位，直接购买了企业成为当时腐败现象中最复杂的一部分。二是在一些原本是事业单位的改革中使一些人钻了空子，本来国家对事业单位的各种开支是有明文规定的，这些企业的头头都是国家任命的，那些搞名堂的人也不过是要偷偷的搞，可是，把一些事业单位演变成企业以后，国家不仅没有节约开支，反而是使老百姓更增加了负担，那些原来偷鸡摸狗贪点小钱的人后来摇身一变都成了董事长总经理了，他们的工资几乎是上不封顶，明目张胆的开始乱来了，还记得那些强制消费和搭配吗一台bp机要卖到4000元，最早上网的调制解调器要卖到2000多元，电视台的广告要有他们的公司指定办理，本来是自愿购买的电视网络被强制的捆绑销售，难怪那个时候一些单位的干部说给个省长都不换自己现在的位置，这些都是当年由于政策不清造成的漏洞。05年的审计风暴查出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
我说这个历史就是告诉大家，由于政策的漏洞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多大的危害，因此，我们这次的讨论就是预防在先，就是要尽可能的杜绝再次大面积的去发生那样的事情。当年我们党为了清理那些腐败的贪官花了多大的力气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是过来人，也都知道这个的重要性。”
“那些关于法律上的漏洞我们也都看了，当然 我们也知道，有些是在本世纪初为了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做出的一些规定，有些则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出好办法的权宜之计，我赞成改变这些不合理的东西，可是，我实话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改。”驻香港记者站的委员许嘉新说。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讨论研究这个问题，”香港文化界的委员牟乙章说，“综观中国历史，有那么多的朝代更替，说白了就是一种轮回，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想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他们没有能够解决，最早他们认为是血统问题，后来又认为是风水问题，一些历史上的大政治家也清醒的看到这个历史规律，他们也知道社会的变革来自民间，这才有防民胜于防川的论断，但是他们只是看到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一个朝代从兴盛到衰败不是一朝一夕的，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我们党为了民族的长期昌盛在过去已经解决了不少问题，就是现在这样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也是能够解决的，中国人就是在不断的磨难中奋起的。长期的养尊处优就会使整个民族腐败，前一段时间看到司徒同志关于政府腐败来自民间腐败的提法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光打击官员的腐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旦条件成熟就会死灰复燃，因此从法理上解决现在存在的这些问题其实就是解决民间腐败的问题，起码是有助于解决民间的腐败。”
其他组的讨论也十分的激烈，河南代表团的一个劳模委员郑加新则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我们的社会是自由的社会，在物质繁荣的今天为什么要限制个人的消费自由在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我觉得个人应该享受充分的自由空间，不能再搞专制的那一套，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法律不是太松了，而是太严了，针对一些人的特别消费，应该考虑可以在特殊的地方设立特殊的服务场所，要不怎么体现我们国家的优越性过度的限制个人消费会损害民办业主的利益，同时也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从社会结构来说也是不对的。”
郑加新是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板，今年已经六十岁了。在允许工商业主加入共产党的时候第一批入党，到现在也是老党员了，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河南省评为劳动模范、人大代表，党代会代表，在上次的代表大会上作为工商业主的代表被选为中央委员。他本人生活很廉洁，工作努力，也为民众的疾苦到处奔走，但是，从思想上来说，他的根本利益还是在私有制上。在他看来，推动社会前进的是人群中为数不多的优秀分子，而这些优秀分子使社会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反过来，这些人也就应该得到随心所欲的精神上物质上的享受，如果不给这些人这样的好处，那么，在整个社会里就又会出现大锅饭，平均主义，这对社会的杀伤力是极大的。所以，他倡导用物质享受来引诱人的能力的发挥，这就是他的出发点。
郑加新的观点在会议上引起了极大的波澜，也引发了更大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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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赤橙黄绿青蓝紫2
第二节
中国党内的这次大讨论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不少冲击，一些友好国家在观望中国的新变化，因为在他们自己的国内本身也存在着那样的问题,而长期与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敌对的西方国家则是在等待机会再次用人权这张牌来打压中国。
作为党的领袖，蓝琼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也知道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司徒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社会进步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必须由人提出来，即便不是司徒晟也会出现其他什么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
我们党的出现本身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一次大的飞跃，在经过百年多的发展，深深的知道历史的轮回是多么可怕和愚蠢的事情，这也是中国人民为之流血牺牲要解决的问题。当年，中山先生在驱除鞑虏振兴中华的时候也是考虑到这样的历史轮回问题，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有识之士就已经意识到作为封建的统治方式已经不能避免这样的轮回，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提出了共和国的概念，这虽然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模式，但是真正实施的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展到今天,在现有的体制下也出现了许多问题。
从历史上看，“共和国”这样的模式不要说中国人没有经验，就是西方人也不过是在尝试而已。西方发达国家有些到现在还是在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甚至有些国家还在实行帝制。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推翻了帝制，成立了中华民国，当时，作为还具有相当地位的封建遗老们还不敢直接的去经营共和国，结果是袁世凯窃取了政权还搞了百日的帝制，后来虽然是恢复了民国，但都知道那是蒋介石的朝廷，真正走上共和国道路的是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可是即便是这样，共和的道路也不是平坦的，21世纪初共产党就面临着执政能力问题，面临着怎么代表全中国人民的问题。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现在中国仍然有诸多的问题亟待解决，这就是蓝琼现在所面临的局面。
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就本着实事求是来面对各种挑战的，社会发展到今天，出现的问题必然是我们没有碰到过的，也是没有经历过的，因此，对于新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必然的。郑加新的观点不仅代表了党内的一部分人的想法，同样也代表了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这不足为奇，毕竟我们的党现在代表的成分也比过去复杂多了，已经不是单纯的代表工人或者是农民的利益。从现实社会来说，劳动者的范畴已经扩大了很多，劳苦大众的提法也早就摈弃了。那么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在众多不同想法和做法的人群集合当中怎么去建立一个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道德规范就成为讨论的重点。
关于是否限制个人消费的问题，在小组会议上就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为此，大会专门抽出一天在全会上进行公开辩论，参加辩论的人必须在前一天将自己的发言提要提交给大会主席团，经过大会主席团审议以后安排在第二天的全体会议上发言，郑加新作为首先提出异议的被安排在第一个发言，而司徒晟的发言则被安排在郑加新的后面，还有其他各个省市的代表共计多达20个人，会议要求每个人的发言不得超过20分钟，整个辩论会场议程安排的满满的，为了表示透明，会议还邀请了一些在京的人大委员会的委员，政协委员和知名报社的记者旁听辩论，同时，大会还决定在晚间新闻的时候播放辩论的节选。每个人的发言提纲都是印刷好了分发给与会者，这也是为了监督发言者在发言的时候跑题和又说出不在辩论范围之内的话题。
上午八点，辩论会议准时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开始，由于是辩论会，会场的纪律要求不是那么严格，一些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也挤了进来旁听，毕竟是共和国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次公开辩论。
首先，郑加新上台开始发言，他说，“我今天上台来十分的激动，我的观点连我自己都知道和相当多的代表的意见是背道而驰的，要是在过去，我可能早就给批判了，可是现在，我们党是民主的党，我们的国家是民主的国家，我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发表不同的意见，也感谢大家能够耐心的听不同的意见。”说到这里他向在场的所有人鞠躬。
“我自己是学经济的，也是搞经济的，从商了大半辈子，我深知商业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有多大，更知道限制消费会对市场经济有多大的杀伤力。在座的都知道，在我们这个商品经济的社会结构里，并不是大多数人在掌握财富，而是少数的商人掌握着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如果限制他们的消费，虽然说限制消费对全国公民都是一视同仁的，可是那些消费水平低下的平民即便是不限制也没有多大的消费，真正限制的还是那些有有钱人。第一，会使相当一部分的社会资金沉淀为定期的或者隐匿的概念储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货币，现在大家使用的都是货币的一般等价物，这种等价物甚至已经发展到没有实物的概念货币，比如，你存在银行、股市、基金里的钱就是告诉你一个数字，或者是你可以通过电脑查询，但是谁能给你几百万的纸币给你你自己也不会要带着麻烦，到哪里消费刷一下卡就成了。第二，当消费被限制以后，会使那些人要么到国外去消费，使我们的资金外流，要么他们会变相的消费，甚至搞出更荒唐的事情来，从堵的角度来说是堵不住的，最后他们还是要消费。第三， 没有了这种有钱人身份的消费，对已经在那个圈子里的人来说是失去了动力，对那些向往加入的人来说是失去了奋斗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社会上大家都不去努力了，那么社会还怎么前进”
郑加新说到这里得到了场下的一片掌声，特别是一些旁听的年轻人好像很兴奋。
“我个人认为，针对消费我们的政策应该是引导而不是限制，对于一些特殊服务行业应该给予一定的限制，但是绝对不是一概抹杀。我们过去对一些领域里限制过多，这些年刚刚宽松了一些，现在再加以限制不是又在走回头路吗针对市场，我们应该更多的遵循市场上的规律，让市场去调节而不是人为的去限制，因此，我建议，1、对于回扣应该合法化，使之公开透明，只要是在交易的环节中起到作用的就应该给予报酬，这样可以杜绝暗箱操作。2、商品的生产可以分级进行，消费也可以分级进行，只有体现了社会的差别，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才能促使人往高处走。3、在沿海一带和大中型城市里适当的设立红灯区，与其我们强行的对那些性交易的禁而不止，还不如国家适当控制，一方面可以疏导一些人的压抑，控制卫生交易，另一方面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收入也可以得到补充，在现阶段我们必须承认还有那么一部分人是得不到发泄的，这样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就流行了二千多年，也没有对社会造成多大的阻碍，我们不应该一说到娼妓就认为是洪水猛兽。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离全民族的富裕还差的很远，现在对于将来的发展始终是一个过度阶段，因此，只有宽松的政府环境，我们的经济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郑加新的讲话很简短，前后用了不到八分钟。他走下台的时候获得了不少掌声。
司徒晟接着走上台，他正而八经的向代表们致谢向主席台致谢，关于这位年轻的副总理党内的大多数委员都是熟悉的，人们期待着司徒晟讲话，特别是有些委员明知道郑加新的讲话道理不对，可是怎么驳斥却也想不出来。大多数人都想看看司徒晟到底怎么去反驳郑加新的观点。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了我们党的最终目标这个出发点，郑加新同志的观点是基于经济发展这个侧面建立的，我认为是不全面和片面的。我们不要忘记，市场经济并不是自由经济，现代文明发展到今天，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市场的控制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无论那个国家，对于事关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都是牢牢的控制在政府的手里，而恰恰这些生产资料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些都是大型企业，在股份制的今天，担任这些企业的负责人他们算那个阶层按照郑加新同志的观点，社会要有差别，要有阶级差别，我在这里不是扣帽子，请问，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什么不就是要消灭社会上的贫富差别，达到共同富裕吗如果我们现在的政策不要说是鼓励这样差别的存在，即使是偏向这样的差别存在，那么用不了多久，那种荒滛嬉戏的腐朽社会就会再现有一点我想郑加新同志是弄混淆了，我们党现在允许一些工商业者加入到我们这个中国人民的先进组织里来，这是对工商业赋予了新的定义和内涵，并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商人，那种惟利是图，为富不仁，骄奢滛逸，见利忘义，损人利己，坑害百姓的传统商人是永远不能加入我们的组织的。我们接纳的是在新型社会分工里产生出来的工商业劳动者，是跟时代和社会同步的劳动者，这样的工商业者的工作目的是造福于社会，服务于社会，作为这种工作的回报，社会给他多于普通人的报酬，要说他们与普通人的差别那就是他们工作的目的已经不是谋生了，在思维上的高层次必然会让他们对社会丑陋现象的深恶痛绝，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其实也根本就不需要加以限制，咱们国家里的那些赫赫有名的工商业者我在这里就不举例子了，咱们就说郑加新同志，他担任自己企业的董事长已经长达30年，可以说是兢兢业业，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花边新闻，也没有真正腐败过，说来你们也许不相信，我的一个同学跟他合作谈项目，项目谈成以后庆祝的项目是请我的同学去吃山西刀削面，说是不忘祖宗，他是山西商人的后裔。我那同学是南方人，一吃不得面，二见不得酸，给整的回来直吐酸水。你们再看看郑加新同志穿的衣服，好像已经有年头了吧，我是从款式是看出来的。鼓励消费的郑先生自己却不消费，可是他的后代会怎么样”
司徒晟说到这里，郑加新的脸上出现了十分尴尬的表情，“其实，那些疯狂消费，腐化生活的人根本上就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他们是地道的寄生虫，绝大多数都是寄居在祖辈的财富上享乐，我们不要忘记老北京的那些胡同串子、八旗子弟是怎么来的，不要忘记共和国早期的那些是怎么来的，当一个人不需要去动脑筋谋生存的时候，当他不需要为了生存去学习的时候，那么他的脑子里会想些什么如果这个社会的风气主流成为游乐玩耍，那么我们将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司徒晟并没有当众去揭郑加新的疮疤，而是一言带过的泛指。
“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首先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国民素养的道德规范问题。有人说当年越国的大夫范蠡首开官娼，对国家的经济起到了主要作用，这是不对的，当年越国的官娼只是起到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作用，重要的还是文种和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政策使他们内聚人才，积累兵力，发展经济，如果说靠娼妓来富国，那范蠡最后也成不了陶朱公。
还有人说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我们的台湾省都有过这样的发展历程，那么我倒想问问，如果历史倒回去，他们还愿意那么干吗而且这样做的后遗症到今天还没有弄完。
针对那些个人消费的控制本质上不是出于对国家经济的考虑，而是对社会公德的考虑，作为社会总财富，无论有多少富人和穷人，无论谁在消费都是一成不变的，但是这样的风气对社会的影响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许多人为财为利铤而走险，许多人变着花样的去折腾显摆自己的那点财富。我们的民族在这个问题上可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也正是由于社会财富的这种高低起伏使社会风气也跟着变化，最后的结局就是朝代的更替，于是有些经济学家就说社会的变革是由于经济发展所决定的，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当我们深刻的思考以后，我们会觉得有些不对劲，社会经济是人的文明造成的，是人创造的，当人这个集合的风气变化时经济才会发生变化，比方说，更替朝代的开始，人们从战乱中要恢复生机，那么相对一些嬉戏玩闹的行业必然受到压制，当国泰民安的时候，一些所谓的高尚文雅的娱乐就开始抬头，在这样的趋势下各种游乐享乐的东西就出来了，不能否认有些东西对一些人是十分具有诱惑性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决定经济的是民风，一个聪慧正义的，刻苦努力的，勤劳勇敢的，勤俭朴素的民族是决定自身经济发展的根本基础，好逸恶劳，玩物丧志绝对不可能为经济带来多大的好处。当一个民族树立不起正气和廉洁的风尚的时候，那么这个民族离溃败就已经不远了，清朝政府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
我们的目标是消灭阶级，消灭差别。不可否认，人是会有差异的，社会的结构也不会一成不变，但是，这不是让我们人为的去建立等级制度，不是让我们扩大社会里的贫富差异，一个社会里资产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是危险的，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苟延到今天，也是因为他们大量的吸纳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贫富差别，在社会结构中扩大了中产阶级，有些国家甚至是利用税收的杠杆来调节贫富的差异，这些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司徒晟的讲话显然没有郑加新那么激昂，但是，话语里却透着朴素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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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赤橙黄绿青蓝紫3
第三节
这个世界有时就是这么奇怪，能够雄辩的并不是掌握真理的人，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人出现了多次。希特勒用雄辩的口才忽悠的德国人民跟着他走法西斯的道路，那个什么功的创始人不也是把一些迷糊的人给忽悠的做出了那么多叫人啼笑皆非的荒唐事情当年台湾的和国民党为了选战搞出了种种花样，他们叫这为造势。曾几何时势力可以造的出来吗这种忽悠人的做法在20世纪末也传到了中国，一些商家为了销售自己的产品运用各种造势手段来忽悠消费者，喧嚣的一些原本是好的商品也要跟着去起哄，要不就没有办法销售，郑加新在商场打拼多年，忽悠人的本事也是不让他人的。
“我们的共和国发展到今天，虽然已经是世界上的强国，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存在我们内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贫富差别的问题，”司徒晟继续说道，“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国际上通用的反映居民之间收入差异程度的指标就在不断的扩大，200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65，在2005年超过0.47，到现在，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0.528，进入危险区。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时基尼系数会开始下降，可是我国现阶段人均gdp早就超过了二千美元，可是基尼系数还是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客观上还在继续上升的。这说明了什么首先说明了我国的贫富差距还在扩大，不少高收入和低收入的行业还在呈剪刀差的形式发展，其次是我们要谨防拉美化陷阱，防止因贫富悬殊过大而出现社会动荡，政局动荡、经济衰退。其三是这个基尼系数不一定在我国适用，但不等于没有对我们的政策敲警钟，尽管我们现在没有发生西方国家预料的那些问题，可我们不得不回头看我们在过去工作存在的漏洞。
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也要仔细的研究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一般来说，我们一直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当我们用开拓探索的眼光去看这个理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在形而上学的走过去我们前辈走的老路，人类的发展本质上是在外界的影响下一直有着自己的主观指导思想，如果一味的跟着经济发展的后面去搞上层建筑，那么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的轮回，历史也正是这样演绎的。我们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是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不能因为要发展经济而放弃或者放松对社会文明的建设，文明建设不能给经济建设让路，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公平、和谐、勤劳、廉洁的社会。任何用各种借口来掩饰对文明建设的挑战都是不能被接受的。今天，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腐败的思想在各个阶层蔓延，我们不能把这些腐败的社会现象遗留给我们的后代去解决，更不能姑息纵容那些有害的事物在我们鼻子底下泛滥成灾，所谓特殊服务红灯区不过是给那些从事下作的行业者一个合法的外衣，给那些骄奢滛逸的纨绔分子一个更加挥霍的场所，这对国家和人民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用这样的办法去解决一些人的压抑和发泄渠道无异于扬汤止沸饮鸩止渴。这样的政策在我们br 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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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降系列之第44部分阅读在线阅读
而在西北的西夏新报则报道了被关押在罗布泊监狱中的犯人抗议他们没有得到内地监狱的待遇，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是违反监狱法某条某款的，并集体委托律师起诉监狱当局，要求给予政府赔偿。
一时间，这些小报都开始了各种各样针对法律笑话和漏洞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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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赤橙黄绿青蓝紫1
第一节
为了召开党的中央全会，蓝琼紧急的跟几个中央常委磋商，在常委会上，蓝琼征求大家的意见。
“这次由司徒晟挑起来的争论我个人意见是不是暂时不要召开全会，司徒晟同志年轻，有冲劲，为我们国家也建立了不少功勋，人品没有话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这次是不是玩的大了一些这些理论问题不仅是给那些学术权威出了难题，对于我们中央来说何尝不是也出了一道难题不过我这个想法也不成熟。对于我们现在遇到的新问题，我自己也是没有想明白，也正是基于这个出发点，我才想，是不是等我们有了一定的想法以后再开会，否则这个会议怎么控制”牛华西一如既往的首先发言。
陈小山皱了皱眉头，然后轻声的说道，“我们党在建国以后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要控制会议，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说那是不对的，既然是集体领导，既然是发扬党内民主，那么就应该在会议上让大家把心里话说出来，这次会议我的意见是早开比晚开好，开了比不开好，我们是领导国家的党，一些问题自己都没有弄清楚怎么去指导民众的生活至于司徒晟同志的想法我认为很好，这不是他给我们出难题，是时代的进步给了我们新的要求，以前说与时具进，我看这个提法要改一改，我们不能老是跟在时代的后面或者是跟着时代一起前进。我认为司徒晟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起码他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想在了我们的前面，他是为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我们党只要有这样的同志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曲广善同志想了想说道，“我们的国家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夺取政权以后，我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先是建立了计划经济，当计划经济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时候，我们又逐步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现在，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经济模式也是世界上最稳定的，这都得宜于我们党始终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面对社会和世界的挑战，在今天，当我们的同志已经预见到将来可能发生的问题，说严重点是已经在发生的问题时，我的态度首先就是要鲜明的支持对解决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讨。目前，我国在一些法律和制度上的确是存在着漏洞，这些从大面上讲是影响了国家的进步，从小的方面说是纵容了一些丑陋的人更加变本加厉的去作j犯科，因此，改革是必然的，不在乎早一点晚一点。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司徒同志提出问题的时机反映了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我们要亟待解决的，即便不是他提出来也会有其他的同志看到这个问题，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定论，但是不等于我们的讨论就也没有定论，我认为还是让大家都来讨论的好。”
“我们现在的国家很大，各民族的构成也很复杂，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你们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你们必须清楚的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地区的代表都是高智商高水平的，我们现在的中央委员将近八百多名，比起上个世纪末翻了一番还要多，他们来自各个地方，分别代表着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区人的利益，有些新区的委员党龄还没有我孙子大，这样的人员结构本身就要求我们在处理问题时要小心翼翼，谨慎处理，万一意见不统一弄出分裂怎么办谁负责”牛华西老道的说到，“对于这样的大型会议不控制不行，没有明确的会议目标更不行，这是原则。”
“我来说两句，”蓝琼打破了沉默，“我们党发展到今天走过的路线告诉我们就是要相信群众，相信广大党员。大家还记得吗在我国经济腾飞的初期，在我们国家里不是有那么一些人食民膏喝兵血吗我们党内不也有那么一些腐败分子利用各种机会携取社会的财富吗这些现象极大的影响了人民对党的信心，对政府的信任。可是，我们党还是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这样的腐败。因为广大党员是好的，广大的基层民众是好的，在历次的党内斗争中，有人说是个人的威望战胜了分裂分子，我不这样认为，还是我们广大党员的党性战胜了分裂分子。
现在，政府里单个个人的腐败现象已经鲜见了，顶风作案的人现在很少了，一方面是我们的制度完善和法律的威慑，另一方面我们现在比较准确的体现了高薪养廉的政策，可是现在民间的奢侈腐败如同洪水猛兽般的向我们扑来，为了抗衡这样的腐蚀，我们的一些政策和手段也势必也要水涨船高，这样的疲劳战长期打下去对我们这个执政党来说是不利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历史上，一些朝代为避免兴衰的轮回曾经想过不少办法，但是他们在理论基础上都是脱离广大民众的，因此也拿不出什么良方来。
一百多年前，中山先生倡导国家的体制实行共和制，而那个时候的世界上到底有几个共和制的国家哪当时的欧洲列强大多是君主立宪制，只有法国是共和制，而美国那个时候还在荒蛮的西部搞牛仔运动，即便是法国也不过是1889年才开始的共和制，当时世界上对于这样的制度并不成熟，因此，尽管孙先生极力推崇但在推翻帝制以后还是没有能够实现这样的制度，因为封建遗老的势力太大了，他们搞了一个民国的模式，即便是这样也被袁世凯给弄了个百日帝制。我们党早期的领袖深知要想从根本上避免朝代的更替轮回只有建立共和制的模式，但是建立共和制是不是就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轮回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经常出现跌宕起伏，那么是不是也是一种轮回这些都反映到现实的社会结构里面，我们现在有些公民穷奢极欲，极大的败坏了社会风气，这些使我们要想一想怎么在法律制度上，公民生活结构上对这样的现象加以限制，怎么样在民族进步的同时建立我们自己的道德规范，这就是我们这次全会要讨论的主题。我们现在是还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就不要去讨论。我们党在历史上形成了控制会议的习惯，那是当时的历史背景所要求的，而在高度文明发达的今天，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广大党员有正确的鉴别能力，有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如果我们连这几百个中央委员都害怕，害怕不能统一认识，害怕出现分裂，那么我们这个党是不是太脆弱了所以说，我们不要怕会出什么岔子，也不要担心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责成中宣部和中央理论研究室尽快的拿出讨论的命题来，我们几个也多思考一下，每个星期大家把思考的心得碰一下，我们不能等着新的理论出台，要广泛的发动群众，把今后的理论研究推上去。我提议中央全会在2个月以后召开。”
经过蓝琼的推动，中央全会如期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有史以来的没有标准议程的会议，会议仅仅给每个与会者发了一个会议提纲和一堆要阅读的材料，还有就是给每个参加会议的人准备了大量的办公用具，提示他们要在会议前做好“功课”。其实在一个月前，中央就已经把有关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发了下去，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都在组织各位中央委员在讨论和研究，有些委员来的时候已经是有所准备了。
在开幕式上，蓝琼做了简短的发言，她说，“同志们，这次把你们请了来是对我们今后的一些方针政策，法律和条理进行一次广泛的研讨，你们在来的时候都已经收到了中央发给你们的资料，总的来说，就是要靠大家的讨论澄清一些社会上存在的误区，纠正我们在指导理论上一些已经不适合现在社会发展的东西。在这里我首先声明，大家不要有顾虑，不要怕秋后算账，一九五七年的事情不会再发生。我们要的是大家的真识卓见，要的是对民族和国家的负责。会议初步计划讨论的时间为五天，在生活节奏这么快的今天拿出这么多时间来讨论我看已经是很奢侈了，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时间，大家都是来自各个岗位的，各种都很繁忙，所以，我看还是抓紧时间开始吧，我就不多罗嗦了。”
司徒晟很滑稽的参加的是香港代表团，而香港代表团的组成绝大部分都是由中资驻港机构和中央驻港机构的人员组成的，因为共产党信守诺言，不在香港发展组织，即便是过了五十年，现在香港的经济已经基本上融进了祖国的大经济圈，在香港的任何一个执政党都要跟共产党保持密切的联系，在香港人看来，只有靠大陆这个基石才能使香港长期保持繁荣稳定。有意思的是一些香港人要加入共产党组织还要到深圳来履行手续，而香港代表团也是在名字前面加上了内陆驻港机构香港代表团的字样。司徒晟由于特殊的出身背景，使他成为了香港代表团的一员。
在讨论的时候，司徒晟说到，
“政策和法律上的漏洞会贻害无穷，对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这里，我不跟你们讲现实，我想讲讲在上个世纪末国企改革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也许对大家会有一些启迪。
国企改革是我们国家经济腾飞时最艰难的改革，这不同于在解放初期收购民族资本家的股权和企业，因为牵涉到的面太广，涉及到的人太多。国企的改革原本的出发点是打破大锅饭，发掘企业的自身生命力，通过吸纳社会资金，使庞大的国有企业活起来。可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一是在一些企业单位转制的时候大量的国有资产的流失，特别是一些地方集体企业的资产流失的现象十分严重，在湖北，一个年产二百吨的白酒厂只要20万就卖给了原来的厂长，使这个厂长在一夜之间成为千万富翁，许多原来地方企业就是这样被一些不法分子吞噬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使当时的一些人发的不清不楚，也使一大批党政干部小水，还有一些干部则是放弃官本位，直接购买了企业成为当时腐败现象中最复杂的一部分。二是在一些原本是事业单位的改革中使一些人钻了空子，本来国家对事业单位的各种开支是有明文规定的，这些企业的头头都是国家任命的，那些搞名堂的人也不过是要偷偷的搞，可是，把一些事业单位演变成企业以后，国家不仅没有节约开支，反而是使老百姓更增加了负担，那些原来偷鸡摸狗贪点小钱的人后来摇身一变都成了董事长总经理了，他们的工资几乎是上不封顶，明目张胆的开始乱来了，还记得那些强制消费和搭配吗一台bp机要卖到4000元，最早上网的调制解调器要卖到2000多元，电视台的广告要有他们的公司指定办理，本来是自愿购买的电视网络被强制的捆绑销售，难怪那个时候一些单位的干部说给个省长都不换自己现在的位置，这些都是当年由于政策不清造成的漏洞。05年的审计风暴查出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
我说这个历史就是告诉大家，由于政策的漏洞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多大的危害，因此，我们这次的讨论就是预防在先，就是要尽可能的杜绝再次大面积的去发生那样的事情。当年我们党为了清理那些腐败的贪官花了多大的力气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是过来人，也都知道这个的重要性。”
“那些关于法律上的漏洞我们也都看了，当然 我们也知道，有些是在本世纪初为了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做出的一些规定，有些则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出好办法的权宜之计，我赞成改变这些不合理的东西，可是，我实话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改。”驻香港记者站的委员许嘉新说。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讨论研究这个问题，”香港文化界的委员牟乙章说，“综观中国历史，有那么多的朝代更替，说白了就是一种轮回，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想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他们没有能够解决，最早他们认为是血统问题，后来又认为是风水问题，一些历史上的大政治家也清醒的看到这个历史规律，他们也知道社会的变革来自民间，这才有防民胜于防川的论断，但是他们只是看到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一个朝代从兴盛到衰败不是一朝一夕的，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我们党为了民族的长期昌盛在过去已经解决了不少问题，就是现在这样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也是能够解决的，中国人就是在不断的磨难中奋起的。长期的养尊处优就会使整个民族腐败，前一段时间看到司徒同志关于政府腐败来自民间腐败的提法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光打击官员的腐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旦条件成熟就会死灰复燃，因此从法理上解决现在存在的这些问题其实就是解决民间腐败的问题，起码是有助于解决民间的腐败。”
其他组的讨论也十分的激烈，河南代表团的一个劳模委员郑加新则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我们的社会是自由的社会，在物质繁荣的今天为什么要限制个人的消费自由在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我觉得个人应该享受充分的自由空间，不能再搞专制的那一套，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法律不是太松了，而是太严了，针对一些人的特别消费，应该考虑可以在特殊的地方设立特殊的服务场所，要不怎么体现我们国家的优越性过度的限制个人消费会损害民办业主的利益，同时也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从社会结构来说也是不对的。”
郑加新是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板，今年已经六十岁了。在允许工商业主加入共产党的时候第一批入党，到现在也是老党员了，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河南省评为劳动模范、人大代表，党代会代表，在上次的代表大会上作为工商业主的代表被选为中央委员。他本人生活很廉洁，工作努力，也为民众的疾苦到处奔走，但是，从思想上来说，他的根本利益还是在私有制上。在他看来，推动社会前进的是人群中为数不多的优秀分子，而这些优秀分子使社会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反过来，这些人也就应该得到随心所欲的精神上物质上的享受，如果不给这些人这样的好处，那么，在整个社会里就又会出现大锅饭，平均主义，这对社会的杀伤力是极大的。所以，他倡导用物质享受来引诱人的能力的发挥，这就是他的出发点。
郑加新的观点在会议上引起了极大的波澜，也引发了更大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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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赤橙黄绿青蓝紫2
第二节
中国党内的这次大讨论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不少冲击，一些友好国家在观望中国的新变化，因为在他们自己的国内本身也存在着那样的问题,而长期与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敌对的西方国家则是在等待机会再次用人权这张牌来打压中国。
作为党的领袖，蓝琼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也知道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司徒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社会进步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必须由人提出来，即便不是司徒晟也会出现其他什么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
我们党的出现本身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一次大的飞跃，在经过百年多的发展，深深的知道历史的轮回是多么可怕和愚蠢的事情，这也是中国人民为之流血牺牲要解决的问题。当年，中山先生在驱除鞑虏振兴中华的时候也是考虑到这样的历史轮回问题，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有识之士就已经意识到作为封建的统治方式已经不能避免这样的轮回，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提出了共和国的概念，这虽然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模式，但是真正实施的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展到今天,在现有的体制下也出现了许多问题。
从历史上看，“共和国”这样的模式不要说中国人没有经验，就是西方人也不过是在尝试而已。西方发达国家有些到现在还是在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甚至有些国家还在实行帝制。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推翻了帝制，成立了中华民国，当时，作为还具有相当地位的封建遗老们还不敢直接的去经营共和国，结果是袁世凯窃取了政权还搞了百日的帝制，后来虽然是恢复了民国，但都知道那是蒋介石的朝廷，真正走上共和国道路的是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可是即便是这样，共和的道路也不是平坦的，21世纪初共产党就面临着执政能力问题，面临着怎么代表全中国人民的问题。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现在中国仍然有诸多的问题亟待解决，这就是蓝琼现在所面临的局面。
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就本着实事求是来面对各种挑战的，社会发展到今天，出现的问题必然是我们没有碰到过的，也是没有经历过的，因此，对于新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必然的。郑加新的观点不仅代表了党内的一部分人的想法，同样也代表了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这不足为奇，毕竟我们的党现在代表的成分也比过去复杂多了，已经不是单纯的代表工人或者是农民的利益。从现实社会来说，劳动者的范畴已经扩大了很多，劳苦大众的提法也早就摈弃了。那么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在众多不同想法和做法的人群集合当中怎么去建立一个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道德规范就成为讨论的重点。
关于是否限制个人消费的问题，在小组会议上就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为此，大会专门抽出一天在全会上进行公开辩论，参加辩论的人必须在前一天将自己的发言提要提交给大会主席团，经过大会主席团审议以后安排在第二天的全体会议上发言，郑加新作为首先提出异议的被安排在第一个发言，而司徒晟的发言则被安排在郑加新的后面，还有其他各个省市的代表共计多达20个人，会议要求每个人的发言不得超过20分钟，整个辩论会场议程安排的满满的，为了表示透明，会议还邀请了一些在京的人大委员会的委员，政协委员和知名报社的记者旁听辩论，同时，大会还决定在晚间新闻的时候播放辩论的节选。每个人的发言提纲都是印刷好了分发给与会者，这也是为了监督发言者在发言的时候跑题和又说出不在辩论范围之内的话题。
上午八点，辩论会议准时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开始，由于是辩论会，会场的纪律要求不是那么严格，一些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也挤了进来旁听，毕竟是共和国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次公开辩论。
首先，郑加新上台开始发言，他说，“我今天上台来十分的激动，我的观点连我自己都知道和相当多的代表的意见是背道而驰的，要是在过去，我可能早就给批判了，可是现在，我们党是民主的党，我们的国家是民主的国家，我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发表不同的意见，也感谢大家能够耐心的听不同的意见。”说到这里他向在场的所有人鞠躬。
“我自己是学经济的，也是搞经济的，从商了大半辈子，我深知商业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有多大，更知道限制消费会对市场经济有多大的杀伤力。在座的都知道，在我们这个商品经济的社会结构里，并不是大多数人在掌握财富，而是少数的商人掌握着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如果限制他们的消费，虽然说限制消费对全国公民都是一视同仁的，可是那些消费水平低下的平民即便是不限制也没有多大的消费，真正限制的还是那些有有钱人。第一，会使相当一部分的社会资金沉淀为定期的或者隐匿的概念储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货币，现在大家使用的都是货币的一般等价物，这种等价物甚至已经发展到没有实物的概念货币，比如，你存在银行、股市、基金里的钱就是告诉你一个数字，或者是你可以通过电脑查询，但是谁能给你几百万的纸币给你你自己也不会要带着麻烦，到哪里消费刷一下卡就成了。第二，当消费被限制以后，会使那些人要么到国外去消费，使我们的资金外流，要么他们会变相的消费，甚至搞出更荒唐的事情来，从堵的角度来说是堵不住的，最后他们还是要消费。第三， 没有了这种有钱人身份的消费，对已经在那个圈子里的人来说是失去了动力，对那些向往加入的人来说是失去了奋斗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社会上大家都不去努力了，那么社会还怎么前进”
郑加新说到这里得到了场下的一片掌声，特别是一些旁听的年轻人好像很兴奋。
“我个人认为，针对消费我们的政策应该是引导而不是限制，对于一些特殊服务行业应该给予一定的限制，但是绝对不是一概抹杀。我们过去对一些领域里限制过多，这些年刚刚宽松了一些，现在再加以限制不是又在走回头路吗针对市场，我们应该更多的遵循市场上的规律，让市场去调节而不是人为的去限制，因此，我建议，1、对于回扣应该合法化，使之公开透明，只要是在交易的环节中起到作用的就应该给予报酬，这样可以杜绝暗箱操作。2、商品的生产可以分级进行，消费也可以分级进行，只有体现了社会的差别，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才能促使人往高处走。3、在沿海一带和大中型城市里适当的设立红灯区，与其我们强行的对那些性交易的禁而不止，还不如国家适当控制，一方面可以疏导一些人的压抑，控制卫生交易，另一方面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收入也可以得到补充，在现阶段我们必须承认还有那么一部分人是得不到发泄的，这样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就流行了二千多年，也没有对社会造成多大的阻碍，我们不应该一说到娼妓就认为是洪水猛兽。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离全民族的富裕还差的很远，现在对于将来的发展始终是一个过度阶段，因此，只有宽松的政府环境，我们的经济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郑加新的讲话很简短，前后用了不到八分钟。他走下台的时候获得了不少掌声。
司徒晟接着走上台，他正而八经的向代表们致谢向主席台致谢，关于这位年轻的副总理党内的大多数委员都是熟悉的，人们期待着司徒晟讲话，特别是有些委员明知道郑加新的讲话道理不对，可是怎么驳斥却也想不出来。大多数人都想看看司徒晟到底怎么去反驳郑加新的观点。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了我们党的最终目标这个出发点，郑加新同志的观点是基于经济发展这个侧面建立的，我认为是不全面和片面的。我们不要忘记，市场经济并不是自由经济，现代文明发展到今天，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市场的控制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无论那个国家，对于事关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都是牢牢的控制在政府的手里，而恰恰这些生产资料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些都是大型企业，在股份制的今天，担任这些企业的负责人他们算那个阶层按照郑加新同志的观点，社会要有差别，要有阶级差别，我在这里不是扣帽子，请问，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什么不就是要消灭社会上的贫富差别，达到共同富裕吗如果我们现在的政策不要说是鼓励这样差别的存在，即使是偏向这样的差别存在，那么用不了多久，那种荒滛嬉戏的腐朽社会就会再现有一点我想郑加新同志是弄混淆了，我们党现在允许一些工商业者加入到我们这个中国人民的先进组织里来，这是对工商业赋予了新的定义和内涵，并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商人，那种惟利是图，为富不仁，骄奢滛逸，见利忘义，损人利己，坑害百姓的传统商人是永远不能加入我们的组织的。我们接纳的是在新型社会分工里产生出来的工商业劳动者，是跟时代和社会同步的劳动者，这样的工商业者的工作目的是造福于社会，服务于社会，作为这种工作的回报，社会给他多于普通人的报酬，要说他们与普通人的差别那就是他们工作的目的已经不是谋生了，在思维上的高层次必然会让他们对社会丑陋现象的深恶痛绝，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其实也根本就不需要加以限制，咱们国家里的那些赫赫有名的工商业者我在这里就不举例子了，咱们就说郑加新同志，他担任自己企业的董事长已经长达30年，可以说是兢兢业业，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花边新闻，也没有真正腐败过，说来你们也许不相信，我的一个同学跟他合作谈项目，项目谈成以后庆祝的项目是请我的同学去吃山西刀削面，说是不忘祖宗，他是山西商人的后裔。我那同学是南方人，一吃不得面，二见不得酸，给整的回来直吐酸水。你们再看看郑加新同志穿的衣服，好像已经有年头了吧，我是从款式是看出来的。鼓励消费的郑先生自己却不消费，可是他的后代会怎么样”
司徒晟说到这里，郑加新的脸上出现了十分尴尬的表情，“其实，那些疯狂消费，腐化生活的人根本上就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他们是地道的寄生虫，绝大多数都是寄居在祖辈的财富上享乐，我们不要忘记老北京的那些胡同串子、八旗子弟是怎么来的，不要忘记共和国早期的那些是怎么来的，当一个人不需要去动脑筋谋生存的时候，当他不需要为了生存去学习的时候，那么他的脑子里会想些什么如果这个社会的风气主流成为游乐玩耍，那么我们将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司徒晟并没有当众去揭郑加新的疮疤，而是一言带过的泛指。
“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首先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国民素养的道德规范问题。有人说当年越国的大夫范蠡首开官娼，对国家的经济起到了主要作用，这是不对的，当年越国的官娼只是起到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作用，重要的还是文种和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政策使他们内聚人才，积累兵力，发展经济，如果说靠娼妓来富国，那范蠡最后也成不了陶朱公。
还有人说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我们的台湾省都有过这样的发展历程，那么我倒想问问，如果历史倒回去，他们还愿意那么干吗而且这样做的后遗症到今天还没有弄完。
针对那些个人消费的控制本质上不是出于对国家经济的考虑，而是对社会公德的考虑，作为社会总财富，无论有多少富人和穷人，无论谁在消费都是一成不变的，但是这样的风气对社会的影响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许多人为财为利铤而走险，许多人变着花样的去折腾显摆自己的那点财富。我们的民族在这个问题上可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也正是由于社会财富的这种高低起伏使社会风气也跟着变化，最后的结局就是朝代的更替，于是有些经济学家就说社会的变革是由于经济发展所决定的，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当我们深刻的思考以后，我们会觉得有些不对劲，社会经济是人的文明造成的，是人创造的，当人这个集合的风气变化时经济才会发生变化，比方说，更替朝代的开始，人们从战乱中要恢复生机，那么相对一些嬉戏玩闹的行业必然受到压制，当国泰民安的时候，一些所谓的高尚文雅的娱乐就开始抬头，在这样的趋势下各种游乐享乐的东西就出来了，不能否认有些东西对一些人是十分具有诱惑性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决定经济的是民风，一个聪慧正义的，刻苦努力的，勤劳勇敢的，勤俭朴素的民族是决定自身经济发展的根本基础，好逸恶劳，玩物丧志绝对不可能为经济带来多大的好处。当一个民族树立不起正气和廉洁的风尚的时候，那么这个民族离溃败就已经不远了，清朝政府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
我们的目标是消灭阶级，消灭差别。不可否认，人是会有差异的，社会的结构也不会一成不变，但是，这不是让我们人为的去建立等级制度，不是让我们扩大社会里的贫富差异，一个社会里资产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是危险的，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苟延到今天，也是因为他们大量的吸纳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贫富差别，在社会结构中扩大了中产阶级，有些国家甚至是利用税收的杠杆来调节贫富的差异，这些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司徒晟的讲话显然没有郑加新那么激昂，但是，话语里却透着朴素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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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赤橙黄绿青蓝紫3
第三节
这个世界有时就是这么奇怪，能够雄辩的并不是掌握真理的人，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人出现了多次。希特勒用雄辩的口才忽悠的德国人民跟着他走法西斯的道路，那个什么功的创始人不也是把一些迷糊的人给忽悠的做出了那么多叫人啼笑皆非的荒唐事情当年台湾的和国民党为了选战搞出了种种花样，他们叫这为造势。曾几何时势力可以造的出来吗这种忽悠人的做法在20世纪末也传到了中国，一些商家为了销售自己的产品运用各种造势手段来忽悠消费者，喧嚣的一些原本是好的商品也要跟着去起哄，要不就没有办法销售，郑加新在商场打拼多年，忽悠人的本事也是不让他人的。
“我们的共和国发展到今天，虽然已经是世界上的强国，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存在我们内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贫富差别的问题，”司徒晟继续说道，“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国际上通用的反映居民之间收入差异程度的指标就在不断的扩大，200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65，在2005年超过0.47，到现在，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0.528，进入危险区。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时基尼系数会开始下降，可是我国现阶段人均gdp早就超过了二千美元，可是基尼系数还是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客观上还在继续上升的。这说明了什么首先说明了我国的贫富差距还在扩大，不少高收入和低收入的行业还在呈剪刀差的形式发展，其次是我们要谨防拉美化陷阱，防止因贫富悬殊过大而出现社会动荡，政局动荡、经济衰退。其三是这个基尼系数不一定在我国适用，但不等于没有对我们的政策敲警钟，尽管我们现在没有发生西方国家预料的那些问题，可我们不得不回头看我们在过去工作存在的漏洞。
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也要仔细的研究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一般来说，我们一直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当我们用开拓探索的眼光去看这个理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在形而上学的走过去我们前辈走的老路，人类的发展本质上是在外界的影响下一直有着自己的主观指导思想，如果一味的跟着经济发展的后面去搞上层建筑，那么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的轮回，历史也正是这样演绎的。我们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是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不能因为要发展经济而放弃或者放松对社会文明的建设，文明建设不能给经济建设让路，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公平、和谐、勤劳、廉洁的社会。任何用各种借口来掩饰对文明建设的挑战都是不能被接受的。今天，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腐败的思想在各个阶层蔓延，我们不能把这些腐败的社会现象遗留给我们的后代去解决，更不能姑息纵容那些有害的事物在我们鼻子底下泛滥成灾，所谓特殊服务红灯区不过是给那些从事下作的行业者一个合法的外衣，给那些骄奢滛逸的纨绔分子一个更加挥霍的场所，这对国家和人民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用这样的办法去解决一些人的压抑和发泄渠道无异于扬汤止沸饮鸩止渴。这样的政策在我们br 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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