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不吃自己粥，农闲不花自家钱，他们并不以出外讨饭是可耻，而仅仅认为那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还有一个地区的民族，凡是游手好闲的青年人都要去学一门手艺，补鞋、织毯也好，烤羊肉串、做奶酪也好，妙手空空、玩杂耍也好，总之是要有门手艺，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这群人南下了广州，于是在南国大地扎下了根基，方圆千里的地面上成为他们刨食吃的好地方。
与黄河遥相呼应的是长江，在这个母亲河的中游也有那么一个地方孕育着社会里的另一个怪胎，这里的人外出不是去打工，也不是去干事业，而是去捞钱，他们成天混迹与大街小巷里用一些愚不可及的方法去蒙骗过路行人，但凡人有那么一点贪念，那么就成为他们的欺骗对象，这样的事情在北方也有，叫“碰瓷儿”，在上海叫拆白党，在湖南湖北叫“搓白”，这个行当也很古老，明代出的“三言二拍”里面就有这样的描绘，清末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也有详细的叙述，但是它与曾经盛行的商业欺诈不同，它们是钻的法律轻罪的空子，就是他们被抓也不过是关几个月，或者是判上几年也就没事了。
现在交通发达了，去南方的那些发达城市很方便，甚至现在由于亚洲联盟之间的护照是免签的，他们去到香港、吉隆坡、大阪、汉城等这样发达的人口密集的城市也很容易，这些国家顾及中国的颜面，没有通过外交途径对中国说什么，可是连线的警察系统反映的情况却不少，特别是香港，虽然早已经回归了，但是一国两制的模式还在执行，怎么说共产党还是讲信用的，在香港就是实行的全民福利，因此，民众的生活水平一直高于内地，于是那些讨饭的、偷摸的、行骗的就沿着京九铁路一直南下到了香港，在香港，那些人一开口就是浓厚的内地腔，可是港人还是不断的受骗上当，不断的被这些内地来的高手们不断马蚤扰。港人对他们毫无办法。
与香港毗邻的深圳更是南下乞丐的大本营，在这里乞丐的活动基本上是系统化企业化了，几乎每个繁忙的十字路口都会有几个年老的或者有残疾的乞丐在那里行乞，还有火车站，各类的天桥等。深圳的乞丐和卖花女都是被一些黑势力集团控制的犯罪集团，他们是有组织的有预谋的在深圳进行行乞和兜售鲜花。还有一个困扰着深圳的就是市面上的各种偷盗行为，他们也是某个地区的民族来到这里，可以说是代代相传，他们在深圳的街市上长期活动，警方是屡禁不止，屡打不绝。还有一个行当就是拆白，充斥在大街小巷里的拆白党利用各种手段骗取钱财，尽管政府在电视上大力的演示各种拆白党的骗人伎俩，可是这些拆白党的技术和花样不断翻新，甚至已经转到了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里。乞丐、小偷、拆白党可以说是深圳的三大公害，也是全国繁华都市的三大公害，这样的活动警方抓住后往往是难以处理，就是按照法律重判，也不过是让他们在监狱的学校里再深造几年，出来后变本加厉的继续危害社会，这些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痼疾。
当司徒晟开始主管全民福利的事务后，首先面临的就是这些社会低层的痼疾，在分析统计各个地区的流动人口成份的时候，这样的现象在几个超大城市里表现的特别严重，综合公安部门报上来的资料更能说明现在这个丑陋的社会现象到了非整治不行的时候了。
司徒晟把公安部长雷万春、民政部长萧墙、司法部长刘昱和武警总队的司令员田边疆找了来，他让来的几位坐下来以后，就给了他们每人一份资料，
“你们看看，这是我叫秘书整理出来的我国十个大城市的小流氓、乞丐对社会影响的资料，我就奇怪了，雷万春，这么严重的局面，你们公安部门怎么就坐得住这么恶劣的社会治安问题你们就能够置若罔闻”
司徒晟严厉的看着雷万春。雷万春今年58岁了，打从18岁进警校开始算，到现在干这行已经40年了，从基层片警干起的他，当然早就知道司徒晟所说的这个现象，但是作为公安战线上的一个老兵，他知道要治理这个现象的难度有多大，司徒晟给他的资料上关于那些城市的犯罪率等还是他公安部汇总送过来的，可是面对这个现象他能说什么
“司徒副总理，这也不能全怪雷部长，自古就是刑不上大夫，法不重责小过，刑不上大夫这条现在已经普及到了对谁也不能用刑，可是这小过之责到现在也不过是轻描淡写，我们没有有效的法律依据去严厉制裁这样的现象，尽管现在我们管制的已经很严格了，可是这三害不仅在我们中国，就是在国际上也是很严重的，我们的公安部门尽力了。”萧墙这个时候打着圆场。
“萧部长说的对，现在经济发展了，各种恶性犯罪也增加了，这是随着社会的增长而增长的，光去年，我们武警就配合公安部门进行比较大规模的搜捕行动5800多次，那么多大案要案等着侦破，他们也确实没有多少警力去跟这些小痞子、小混混们去打长期的消耗战，要我说啊，我们对于一些法律也要修改一下，比方说乞讨就没有法律制裁，就是抓了也只能交给民政部门，最后大多是不了了之。至于那些小偷大多是未成年的孩子，咱们就是抓了他们一个老大，可是不久就又会出来一个老大，至于那些满街乱跑的拆白党就更麻烦了，要是抓不到他们的现行，他们还会反咬一口，那些喜欢闹事的记者就会蜂拥而上，一些人权卫士也会跳出来说三道四的，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治理这个现象还是有难度的。”武警总队司令员田边疆也这样说。
“是啊，我们司法部管理的监狱，少管所的比例很小，那还都是一些孩子，弄来关的时间太久不是毁了这些孩子吗所以，我们从2008年开始就逐步的减少了少管所的建立和扩充，我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消灭少管所。”司法部长刘昱说。
“这是怎么了我找你们来可不是想听你们这样说的，如果再这样下去，那我们的国家会成什么样子难道我们给老百姓当官当到老百姓有困难的时候就这么说吗”司徒晟奇怪的看着这三个年纪比自己大的多的老部长。
“这样的现象不会严重到哪里的，我们根据计划会定期清理社会上的突出治安矛盾，对于实在影响巨大的时候，我们会转变工作重点，适时的打击。问题是会马上反弹，现在这些人也就是这样跟我们打拉锯战，跟我们耗时间，由于法律上存在的先天不足，我们也只能像除草一样，长出来了就除掉，过两天再出来就再除掉。小偷们要是升级到抢劫我们也就好办了，可是大多是孩子，抓起来也很难处理，混混们在街面上蒙钱，数量也不大，因此也不能重判，有的只能给他们治安管理条例最高的处罚，就是那样，他们也不在乎。至于乞丐，我们只能按照维护现场治安的条例去驱赶他们，甚至连拘留和临时笃压都做不到，这也是我们警察尴尬的地方。”雷万春慢慢的说。
“照你们的说法，这个社会现象是不能够解决的了难道你们就没有想过怎么样从根上治理吗”司徒晟张着惊奇的眼睛看着他们。“是你们没有想还是没有想出来”
“您能有什么好办法您只要说的出来，我们就能做的出来。”雷万春被司徒晟挤兑的有些恼火。
“雷部长的火气终于给我逗出来了，这就好，当公安部长的没有这样的火气，那些犯罪分子还不都猖狂的上了天”司徒晟这个时候笑眯眯的给这几个老烟枪每人一颗烟，他自己则是拿了一杯茶喝了起来。
司徒晟不抽烟，所以那几个部长来到这里也不敢抽烟，司徒晟给烟他们实际上就是批准了他们可以在这个没有烟味的办公室里随便的抽烟了。雷万春让这个调皮的后生逗的哭笑不得，只好点上烟遮脸。
“刚才大家说的三害的确是自古有之，也是历朝历代不好解决的问题，就是我小的时候看的一些古代作品中也有不少关于这些人的描述，尽管有很多作品甚至是正面的描写这些人，什么丐帮啊、侠盗啊等等，其实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危害社会的，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取缔这些丑陋的现象。乱世用重典，其实就是说的在特殊情况下对于轻微的犯罪都要重罚，只有重罚才能威慑那些心存不良的人，这是古代的思维方式。那么我们现代怎么办我的观点是首先从源头堵起，该是法律上的问题我去找法律专家研讨，该是行政上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坐在这里想办法，该是行动整顿的问题就是你们要去下面塌实的工作。我想这是个简单的思维模式吧。”司徒晟说着把一包中华烟扔在了小会议桌上。
“我们今天来不过是先探讨一下治理这种现象的可行性，并不是要做出什么决定，所以，你们也不要紧张，我想咱们把问题一个个的说，先说乞丐的问题，我想在这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乞丐中既有真正是依靠行乞生活的人，也有那种纯粹商业行为的行乞，针对那些却无谋生能力的人，民政部门要管起来，我想这样的人是极少数，民政部门增加的费用不会多。”
“就是不多我们民政部门也没有这个开支啊，这种安排是不是还要仔细斟酌。”司徒晟的话还没有说完，萧墙就急了。
“您别急啊，听我说完，那费用不要你出。”司徒晟笑着看了看这抠门的民政部长。“剩下的那些从事商业行为的乞丐则根据他们身份出身的证明文件，国家将对他们在户口所在地的财产进行评估，然后对他们课以重罚，如果那个地区的外出行乞的人员比较多，那么他们的地方政府也要被罚，从上往下罚，他们不需要行乞却跑去行乞等于是多占了社会资源，那么我们就要对他们zhn有的资源进行重新分配。我不信他们会算不过这个账来，这样，他们在外出行乞的时候就会掂量一下是行乞划算还是在家里划算，当然地方政府是其他正当引导也是重要的，那些就留给当地政府去策划吧。罚款的收入就是你萧墙部长安排那些需要您照顾人的费用了，可能还有多的吧”司徒晟的话还没有说完，萧墙就笑了。
“这还真是个办法，起码那些习惯了行乞的假乞丐在出来活动是时候就有了后顾之忧。”雷万春想了想说，“有这样的规定，我们民警执法的时候也方便了很多，登记他们的身份证就能吓的他们够戗。”
“那小偷的问题怎么办”田边疆问道。
“小偷的问题核心在于那些小偷大多是未成年人，处理他们就复杂多了，除了固有的严厉打击他们的身后的成年人以外，我想也可以参照对乞丐的处罚办法，在他们的家乡给他们一些牵制，还有一些就是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惯犯我看我们还是要在法律上给他们一些设置，不能因为他们年纪小就每次都放了他们 ，那样会姑息和放纵这些具有犯罪心理的青少年，少管所还是要建立起来，在少管所里一定要强迫他们劳动，凡是贪图享受好逸恶劳的人我们绝对不能给他们任何得逞的机会。而在管理所里，他们除了劳动外，还要学习，学习不合格，要对他们的关押延长，使他们明白，不好好读书是不能离开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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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而今迈步从头越3
第三节
“至于那些拆白党吗，我看就公开的声明，凡是这样的犯人，不管刑期多长都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改造，让他们在那里吃点苦头，他们这些人搞恶性刑事犯罪的胆子是没有的，从心理上讲也就是好逸恶劳，不习惯有规律的生活，喜欢散漫，既然这样，咱们就把他们送到南极或者非洲去，让他们在那里自由的散漫。看他们的家乡里还有多少这样的人想学他们的样”雷万春这个时候也打开了思路，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果社会上这样的三害少了，那么那些搞大案的犯罪分子的基础就薄弱了，我们公安部门对付起来也就轻松多了。”
“雷部长说的好像有点道理，那些犯罪分子的确也是有个群众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那些三害人员，如果能够把他们铲除，就等于把这个犯罪的孳生地给铲除了，我支持这样的想法。”司法部长刘昱说。
“好，大家基本已经明白了今天找你们来的主要意图，那么各自回去搞方案送到我这里来，动作要快，武警要拿出专项配合的行动方案，在人员配备上也要有所准备，民政部门和司法部门都要有相应的准备，特别是司法部门，找专家研究一下我们在这方面法律上的漏洞，拿出新东西来，我们国家现在前进了，司法概念也要变一变。大家只要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去做事，我相信历史是会有公论的。”司徒晟最后说。
这次会议以后，各个部门都动了起来，公安部很快就布置了专项严打的工作，民政部也针对流浪人员制定可收留方案，国家发改委也加入了进来，针对现在中国劳动力紧缺的状况，制定了企业用工的新办法。司法部也针对当前的国家形势提出了新的刑法和民法的修改意见稿，眼看就要到立冬了，像往年一样，大批的乞丐开始南下了。但是，一个特殊的情况让司徒晟的步伐放缓了下来。
印度在历史上就有一个乞丐的群体，并入中国版图以后，其他的群体都已经按部就班的得到了安置，惟独这个乞丐群体还飘荡在印度自治区，在印度的乞丐有几百万人，这些人世代乞讨，成为印度的一个独特的群体。当司徒晟打算把中国的乞丐问题解决的时候，印度乞丐的问题自然而然的摆在了他的面前。
印度在并入中国版图之前是一个等级社会分明的国家，尽管在独立的时候印度政府就取消了种姓制度，但是几千年的遗传一直在印度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古代印度人被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代表神庙的宗教官；刹帝利：代表帝王将相；吠舍：代表平民；首陀罗：代表奴隶；此外，还有比首陀罗更低，不入流的“贱民”，成份是打仗中的战俘，以及不遵守种姓制度而结合的人。种姓是随着前2000年前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时开始出现的。最初雅利安人用“雅利安瓦尔纳”和“达萨瓦尔纳”来区分雅利安人和当地的土著。后来才逐渐有了四个种姓。种姓的划分，很像对社会群体的职业划分，只是种姓的划分是按出生而定，自进入这个社会后就没法改变自己的种姓。维护种姓制度最典型的是摩奴法典。这个法典规定，婆罗门是人世的主宰，首陀罗只能温顺地为其他种姓服劳役，首陀罗不能积累私人财产，不能对高级种姓有任何不敬的言行，婆罗门和刹帝利则有权夺取首陀罗的一切。种姓之间界限森严，互相不能通婚，交往之中不能共食、并坐。如果有违反，违反者有可能被处以死刑。高种姓与低种姓人发生冲突，低种姓人如果用身体某部位对较高种姓人造成伤害，必须斩断对人造成伤害的身体部位。地位低微的低种姓辱骂高种姓，轻者课以重罚，重者处以酷刑。高级种姓的人如果杀死了一个首陀罗，仅用牲畜抵偿。每个种姓内部，有人监督本种姓的人遵守摩奴法典及传统习惯的情况。倘有触犯者，轻则由婆罗门祭司给予处罚，重则被开除出种姓之外沦为贱民。让人感到可怕的是这样严酷的愚昧的制度在印度人心中竟然习以为常，他们世代就是这样沿袭下来。自印度独立以后，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今天的印度社会仍然保留着种姓制度的残迹，种姓制度已经给每一个印度人打上的宗教烙印。在一次强烈地震之后，国内的大批救灾物资送到了灾区，可是在灾民领取救济品时却仍然受限于阶级制度，救援人员不由得慨叹“地震能够震垮房舍，却无法撼动无形中的种姓制度”。印度那已有长远历史的种姓制度，虽然在都市里已渐趋式微，但是在乡村却如此顽固的存在着。受地震严重摧残的古吉拉特等地的几个乡村，阶级差别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这也造成了救援工作上的困扰。以拉孔德镇为例，该镇无家可归的灾民，依印度教的五个种姓和少数民族伊斯兰教徒的差别，分住在六个泾渭分明的帐篷区。每次救助团体出现当地，要发放毛毯等救济物资，镇领导人就得提出六份灾民清单。种姓制度对社会的危害由此可见一斑，这样的制度弊端就在于它有可能让位居最下层的贱民拿不到救济物资，让这些贱民得不到生存的权利。
印度并入中国版图以后社会上的一些陋习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相比较内地来说在印度还是有大量的农村人口，他们的生活条件还是很落后，在印度自治区，明显的两极分化，当年陈小山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大力的抓了生存基本条件的建立，在印度开展了中国杂交水稻的种植普及，在北部山地则开展了高产小麦和玉米的种植，基本上解决了印度人的温饱问题，但是在文化发展上陈小山还没有来得及做就被调中央工作了，中国在发展的几个新区中，数印度自治区最难治理和管辖，倒不是那里的人民有多顽劣，也不是他们跟中央如何离心离德，而是那里的居民很懒惰和没有进取的意志。大批的流民和乞丐充斥着各个发达的中心城市，难怪中央刚有整治三害的意图时，印度自治区书记王连仲就连忙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讲述印度三害的问题，中央也很有意思的把这个报告直接转给了司徒晟。
“印度，印度。”司徒晟嘴里念叨着这个名字，心里在琢磨“这印度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啊”
“印度的问题要单独处理，在那里，印度的乞丐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在印度，我们已经实行了计划生育制度，人口这十来年已经得到控制，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印度人的寿命已经大幅度的增长了，从原来的平均不到40岁提高到现在的将近60岁，这就很难使人口在短期内降下来，而且，在印度的西部，还有大批的贱民后裔生存在贫困线上，他们从文化思想上就存在着许多旧时代的痕迹，等级制度还深深的刻印在许多人的脑海里。”
司徒晟根据自己的想法，找到了蓝琼，他建议解决三害的问题和在全国实行全民福利的问题在中国要分几步走，要实行全国福利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解决三害问题，第一步是在发达的内地进行，要在内地形成一个有榜样性的地域，使边疆省份有目标去追赶。第二步是边疆区开始实行这个制度，在边疆区有的地方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内地的水平，实行起来也不会困难。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的时间相隔不会很远，能够紧跟当然是最好。第三步才是要在占全国人口40的印度自治区实行，在印度实行前要对那里的各种条件充分的调查和检验，这第三步的迈出完全要看印度自治区自身发展的情况来定，达不到条件印度自治区就不能实行全民福利的政策。同时，司徒晟要求自己亲自去印度考察或者任职，以便了解那里的情况。
蓝琼看了司徒晟的报告以后，也觉得近年来对印度的问题关心不够，那里的情况也的确是比较复杂，于是建议组织部调司徒晟同志去印度自治区担任自治区委书记，一是解决那里的问题，同时也是锻炼司徒晟在基层工作的能力，当然，蓝琼还有个小九九，就是希望司徒晟去了以后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那里存在的主要问题，树立自己在中央的威信，为回来担任国务院总理铺平道路。鉴于印度问题的复杂和在中国的重要地位，中央很快就决定了对司徒晟同志的任命，除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被免去以外，党内的职务和军队内的职务都没有动，也就是说司徒晟还兼任着原来的许多要职，当然，这都是为了在非常时期可以立即回去工作而准备的，司徒晟经过调动，工作的重点显然是在印度自治区了。
司徒晟突然卸掉了担任不过4个多月的副总理职务，而外界带来了许多猜想，就连牛华西都有些感到意外，“难道苟伟又有机会担任总理了难道蓝琼和司徒家有什么矛盾了吗”牛华西把苟伟叫了过来谈话。
“司徒晟的调动你知道了吧，有什么看法”牛华西问苟伟。
“知道了，感觉比较突然，但是仔细一想在情在理。”苟伟回答道。
“说说你的看法。”牛华西盯着问。
“司徒晟跟他爹一样是干事情的人，他不会在乎什么职位高低和势力大小，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是希望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做点事情，当他看到问题的症结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的扑上去，我们以前看错他们了，最近我一直在反思，当年老司徒苦口婆心的找您的时候我就觉得那老头怪怪的，但是其工作能力和学识也的确叫人佩服，在那个时候，他完全可以把您从位置上拿下来，可是他没有那么做，还保留了您在党内的地位，到他老人家退下去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在党内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必须要能够听到不同的意见，您以前提的那些观点和意见并不是被他们给一概抹杀，而是被他们去粗取精的吸纳了，就是现在的总书记也是这样。我们没有人家的气量，也没有人家的眼光，我们应该检讨自己。我们太看重权利了。”苟伟第一次在老上级面前发出这样的言论。
“没有权利怎么做事你这是妇人之见，我们跟他们的分歧是方向性的，是路线上的斗争。”牛华西严肃的说。
“我以前也这么认为，可是，您能告诉我，我们是什么路线是什么方向吗难道我们不希望全国人民幸福”苟伟第一次不那么老实的听话了。
“我的观点是在中国必须保持我们党的纯洁，必须净化我们的党，当年，老司徒就是混进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异己分子，我就是看不惯他的那套实用主义，当年他没有把我弄下去是因为广大党员不同意，才不是他发慈悲哪”牛华西忿忿的说。
苟伟看着那张因为气愤而有些涨红的脸，心理在琢磨怎么跟老上级说话。牛华西是那种认死理的人，不是用简单的话语和行动就能够说服得了的，自己跟着他多年，几乎也习惯了牛华西那样的思维，结果在管理国务院的工作时并不顺利，许多下面的人并不买账，以前一直认为是下面的人觉悟不高，无法理解自己的意图，现在看来其是自己的工作方法和思维方法有问题，最近几次党内的争论，苟伟从开始的对司徒晟等人的不服气到最后的感叹自己的心胸狭小，这个过程让苟伟几乎像在炼狱里又回了一次炉，他突然觉得同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比较起来，自己那点虚荣心实在是算不得什么。
“老首长，您说的这个在建党初期的时候王明也说过的，当时党内不是还有二十八个半吗红军时期的清党肃反给我们党带来了多大的损失到了延安以后也有整风扩大化的事件发生，记过余毒一直延续到，那样的历史悲剧难道我们现在还要重复吗以后的历届党的领袖，在功绩上可能远没有象那样划时代的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但是，应该说他们的心胸和视野一点都不比开国元勋们差，在一个家庭里都会发生争吵，在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内有不同的声音是很正常也是很普遍的，关键我们是怎么看这样的争吵，您不能动不动就给人家上纲上线，再说，如果党内都象您要求的那样清一色，那我们的党会成为什么样子所以，我说啊，咱们还是学习同志的方法，“放弃争论，多做实事”的好，要想得到广大党员的支持，不是靠我们去拉派系，不是靠我们去宣讲我们的所谓正统理论，而是要踏踏实实的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做事情。我这些天来总算是想明白了，因为我的思想上的保守，使我在副总理岗位上二年多的工作还不如司徒晟干三个月，我自己想着都脸红，可是人家现在为了解决印度问题，说扔下这位置就扔下了，人家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权利和利益。现在还是我去接手原来的工作，那么我如果不能做的更好我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人民我们应该放下架子，踏踏实实的去为国家做点事情了。”
“你这时糊涂，是对错误路线的妥协，你以为他们是为国家工作吗他那是在捞政治资本，我们必须在党内制约这样的政治家族的发展，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搞好工作是必须的，但是不能放松政治思想的改造，如果你要和他们同流合污，那么以后也不要到我这里来了。”牛华西大发脾气，话也说的很绝。
苟伟在牛华西这里弄的心情很不愉快，他现在已经厌恶了那表现的貌似大义凛然的虚伪政治，心里下定决心今后绝不卷入任何政治旋涡，他要塌实的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司徒晟很快就去印度自治区上任了，这次他可是和妻子温华分居了，温华明确的提出了不能因为照顾他而使自己的工作变来变去，两个人在家里还大吵了一架，好脾气的司徒晟第一次在家里摔了一个茶杯。温华找到了蓝琼，述说了自己心中的苦闷后要求和司徒晟分开，蓝琼为了缓和矛盾，最后还是让温华留在了军委秘书处工作了，对这个，司徒晟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的一个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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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而今迈步从头越4
第四节
司徒晟很快来到了新德里上任了，从副总理的位置上下到地方当书记这在共和国的历史还是没有的，可是印度是中国最大的自治区，也是中国版图成为世界第一的重要因素，这也说明中国对现在的印度自治区。对于这里，中国当时接受的时候可谓是很尴尬的。从当时的国策来说，中国政府无意吞并这个庞大和臃肿的邻国，但是印度长期的内战给中国和亚洲联盟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当时中国政府曾经设想让印度人民自己决定怎么去治理国家，可是事与愿违，印度根本就形成不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历史上，这个地区就从来没有完整的统一过，也没有相关的文明传承下来，因此我们现在读书的时候说道印度文明总是要家上“古代”印度这样的字眼，所以军阀混乱的印度几乎已经是四分五裂的，没有办法统一，为了南亚次大陆的安宁中国才不得不应时代的潮流，应亚洲联盟的请求，收留了这个基本上已经站不起来的邻居。可是现在，在这里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最叫人头疼的就是在这里还顽固的存在着等级制度。
当司徒晟第一次接触印度社会时就发现了所谓的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本来，根据甘地建立印度时候的法律，种姓制度在1947年就被废止了，在现代印度社会中似乎已经看不到种姓或者等级制度了，仅从外表上看，根本看不出他所属的种姓，与当地人交谈时他们也不愿意提及这点。除了肤色的深浅还能告诉我们他们分别来自南方或者北方，我国政府明文规定各级政府部门在雇用公务员时必须打破种姓界限、种族界限，在中国绝对不允许民族歧视，要有意识地聘用来自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才。但是，在印度还是存在着种姓和种族之间的差异，从他们的姓氏上看，比如库码、卡皮亚等上还可以能够看出他们高贵的家族史，开始汉族派去的干部还以为那不过是像中国人姓金大多在旗，姓马可能是一样属于历史的遗迹。可是时间一长就发现里面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司徒晟不得不对印度等级制度的认识再次修正，其实印度的等级制度在现代社会仍然是根深蒂固、无所不在的，只是从显性变成了隐性。而这种隐性的等级制度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司徒晟到了印度以后第一个感觉就是比在国内热了许多，每天除了要多冲几次冷水澡以外，还应该像生活在这里的水牛一样去找个水池泡一泡，于是，他打算去找个游泳池泡泡，按理说他这么大级别的官员找个地方游泳不成问题，可是这司徒晟跟他爹一样，喜欢过平民生活，喜欢在饭后茶余去了解民情也体验民间生活的乐趣。他让张亮去随便去找一个就行了，可是过了两天张亮都没有回个准信。新德里游泳池倒是不少，但是无论张亮怎么去找都不让他进，张亮本来打算自己先看看，尝试一下的，因此，他每次出去找都是拿上装备兴冲冲地赶去，结果却是怎么去的怎么回来，身上连个水滴都没沾上。原来人家这些个泳池实行的是会员制，只对各自的种姓人员开放，其他人谢绝入内。随后几天，张亮又跑了几家泳池，遭遇都差不多，几乎所有像点样的泳池都是只对会员开放，而想成为会员只有钱或者是有权是远远不够的。
司徒晟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立即找有关人士查了一下才发现，会员制在印度非常普遍，甚至是偏远的乡村也有各种各样的会员俱乐部。早在印度还是个不错的发展中国家时，印度人就仿效他们的英国殖民主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会员俱乐部，健身、游泳、吃饭、聊天、看戏、读书、幼儿入托、甚至其他娱乐等等很多活动都是只限于会员才可享受的。几乎大部分的业余社交都是在各自的种姓之间完成的。而大多数实行会员制的机构绝不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因为入会的费用一般都不高，有的甚至是免费的，但申请者必须要填写各种表格并经过一套审核程序，说白了就是要审核申请者是不是够这个级别。如果把印度这种无处不在的会员现象上升到社会学的层面来做一个总结，那么不难看出这就是一种隐性的等级制，它通过设置各种各样的不具社会普遍性的不触犯法律的限制而把社会中的人群分出了高低贵贱。把人们的业余生活归结到了原始的种姓之分中。
到过印度的人都会为当地的公共交通不方便而深感苦恼，特别是城市。目前，这里的公路建设水平还很低下，几条高速公路勉强把区内的几个大城市相连接，而市内和郊区的马路建设就差强人意了。在印度铁路里程倒是很长，但是管理水平、等级水平也很差劲，大多是英国人在1920世纪时代修建的，并入我国以后，对这些老铁路的改造升级进展很慢，跟内地比起来简直是天上地下，平均车速还不到70公里，本来主干线在西藏要跟内地铁路接轨，可是到现在也落实不下来。在印度的主要城市，还没有投入运营的地铁线路，公共汽车或者出租车的车况和清洁程度简直可以说是上个世纪的水平。城市中的主流出租车，是一种三轮摩托车，类似我国内地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麻木”。但在印度，这种三轮摩托却是完全合法的，上面有运营证，甚至还有计价器。公共交通的落后状况，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与正在恢复的经济状况不相吻合，更是于我国的大国形象极不相称，但当地人对此却安之若素。司徒晟叫来了自治区交管局长马赫迪，马赫迪支吾了半天也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但是聪明的司徒晟立即想到了这也是印度的等级观念在作祟呢在印度人看来，能买得起私家车的，肯定不会去打出租或挤公交，而需要打出租和挤公交的无疑属下一个等级，那么下等的贱民怎么能够冠冕堂皇的去乘坐跟上等人一般的豪华汽车因此，下等人就只能乘坐三轮车了。
在这里，高贵种姓的心态类似前清年间的遗老，在有车族中90以上都会专门雇一位私家司机，哪怕你拥有的只是一辆不起眼的“蓝星”。这是三葵公司在世纪初为了节省城市空间而设计的一款没有屁股的小型电动车，由于便宜和操控简单方便在印度自治区很流行，大部分是来自从国内淘汰下来的，经过中间商整理后二手卖到这里，如果你站在城市的干道旁随机数一下过往车辆，10辆中至少有3辆是这个。这种雇人开车的现象与内地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内地人喜欢自己开车，享受那飘逸飞驰的乐趣。刚到新德里上任的司徒晟经常看到从一些陈旧的“蓝星”上下来一家大小六口人，但驾驶座上仍然端坐着一位司机。这个家庭的男主人宁可让老婆孩子在那空间并不大的后座上挤一挤，宁可让自己的大腿上坐着孩子，也决不肯屈尊自己开车。这种心态与中br gt;read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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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降系列之第24部分阅读在线阅读
还有一个地区的民族，凡是游手好闲的青年人都要去学一门手艺，补鞋、织毯也好，烤羊肉串、做奶酪也好，妙手空空、玩杂耍也好，总之是要有门手艺，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这群人南下了广州，于是在南国大地扎下了根基，方圆千里的地面上成为他们刨食吃的好地方。
与黄河遥相呼应的是长江，在这个母亲河的中游也有那么一个地方孕育着社会里的另一个怪胎，这里的人外出不是去打工，也不是去干事业，而是去捞钱，他们成天混迹与大街小巷里用一些愚不可及的方法去蒙骗过路行人，但凡人有那么一点贪念，那么就成为他们的欺骗对象，这样的事情在北方也有，叫“碰瓷儿”，在上海叫拆白党，在湖南湖北叫“搓白”，这个行当也很古老，明代出的“三言二拍”里面就有这样的描绘，清末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也有详细的叙述，但是它与曾经盛行的商业欺诈不同，它们是钻的法律轻罪的空子，就是他们被抓也不过是关几个月，或者是判上几年也就没事了。
现在交通发达了，去南方的那些发达城市很方便，甚至现在由于亚洲联盟之间的护照是免签的，他们去到香港、吉隆坡、大阪、汉城等这样发达的人口密集的城市也很容易，这些国家顾及中国的颜面，没有通过外交途径对中国说什么，可是连线的警察系统反映的情况却不少，特别是香港，虽然早已经回归了，但是一国两制的模式还在执行，怎么说共产党还是讲信用的，在香港就是实行的全民福利，因此，民众的生活水平一直高于内地，于是那些讨饭的、偷摸的、行骗的就沿着京九铁路一直南下到了香港，在香港，那些人一开口就是浓厚的内地腔，可是港人还是不断的受骗上当，不断的被这些内地来的高手们不断马蚤扰。港人对他们毫无办法。
与香港毗邻的深圳更是南下乞丐的大本营，在这里乞丐的活动基本上是系统化企业化了，几乎每个繁忙的十字路口都会有几个年老的或者有残疾的乞丐在那里行乞，还有火车站，各类的天桥等。深圳的乞丐和卖花女都是被一些黑势力集团控制的犯罪集团，他们是有组织的有预谋的在深圳进行行乞和兜售鲜花。还有一个困扰着深圳的就是市面上的各种偷盗行为，他们也是某个地区的民族来到这里，可以说是代代相传，他们在深圳的街市上长期活动，警方是屡禁不止，屡打不绝。还有一个行当就是拆白，充斥在大街小巷里的拆白党利用各种手段骗取钱财，尽管政府在电视上大力的演示各种拆白党的骗人伎俩，可是这些拆白党的技术和花样不断翻新，甚至已经转到了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里。乞丐、小偷、拆白党可以说是深圳的三大公害，也是全国繁华都市的三大公害，这样的活动警方抓住后往往是难以处理，就是按照法律重判，也不过是让他们在监狱的学校里再深造几年，出来后变本加厉的继续危害社会，这些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痼疾。
当司徒晟开始主管全民福利的事务后，首先面临的就是这些社会低层的痼疾，在分析统计各个地区的流动人口成份的时候，这样的现象在几个超大城市里表现的特别严重，综合公安部门报上来的资料更能说明现在这个丑陋的社会现象到了非整治不行的时候了。
司徒晟把公安部长雷万春、民政部长萧墙、司法部长刘昱和武警总队的司令员田边疆找了来，他让来的几位坐下来以后，就给了他们每人一份资料，
“你们看看，这是我叫秘书整理出来的我国十个大城市的小流氓、乞丐对社会影响的资料，我就奇怪了，雷万春，这么严重的局面，你们公安部门怎么就坐得住这么恶劣的社会治安问题你们就能够置若罔闻”
司徒晟严厉的看着雷万春。雷万春今年58岁了，打从18岁进警校开始算，到现在干这行已经40年了，从基层片警干起的他，当然早就知道司徒晟所说的这个现象，但是作为公安战线上的一个老兵，他知道要治理这个现象的难度有多大，司徒晟给他的资料上关于那些城市的犯罪率等还是他公安部汇总送过来的，可是面对这个现象他能说什么
“司徒副总理，这也不能全怪雷部长，自古就是刑不上大夫，法不重责小过，刑不上大夫这条现在已经普及到了对谁也不能用刑，可是这小过之责到现在也不过是轻描淡写，我们没有有效的法律依据去严厉制裁这样的现象，尽管现在我们管制的已经很严格了，可是这三害不仅在我们中国，就是在国际上也是很严重的，我们的公安部门尽力了。”萧墙这个时候打着圆场。
“萧部长说的对，现在经济发展了，各种恶性犯罪也增加了，这是随着社会的增长而增长的，光去年，我们武警就配合公安部门进行比较大规模的搜捕行动5800多次，那么多大案要案等着侦破，他们也确实没有多少警力去跟这些小痞子、小混混们去打长期的消耗战，要我说啊，我们对于一些法律也要修改一下，比方说乞讨就没有法律制裁，就是抓了也只能交给民政部门，最后大多是不了了之。至于那些小偷大多是未成年的孩子，咱们就是抓了他们一个老大，可是不久就又会出来一个老大，至于那些满街乱跑的拆白党就更麻烦了，要是抓不到他们的现行，他们还会反咬一口，那些喜欢闹事的记者就会蜂拥而上，一些人权卫士也会跳出来说三道四的，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治理这个现象还是有难度的。”武警总队司令员田边疆也这样说。
“是啊，我们司法部管理的监狱，少管所的比例很小，那还都是一些孩子，弄来关的时间太久不是毁了这些孩子吗所以，我们从2008年开始就逐步的减少了少管所的建立和扩充，我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消灭少管所。”司法部长刘昱说。
“这是怎么了我找你们来可不是想听你们这样说的，如果再这样下去，那我们的国家会成什么样子难道我们给老百姓当官当到老百姓有困难的时候就这么说吗”司徒晟奇怪的看着这三个年纪比自己大的多的老部长。
“这样的现象不会严重到哪里的，我们根据计划会定期清理社会上的突出治安矛盾，对于实在影响巨大的时候，我们会转变工作重点，适时的打击。问题是会马上反弹，现在这些人也就是这样跟我们打拉锯战，跟我们耗时间，由于法律上存在的先天不足，我们也只能像除草一样，长出来了就除掉，过两天再出来就再除掉。小偷们要是升级到抢劫我们也就好办了，可是大多是孩子，抓起来也很难处理，混混们在街面上蒙钱，数量也不大，因此也不能重判，有的只能给他们治安管理条例最高的处罚，就是那样，他们也不在乎。至于乞丐，我们只能按照维护现场治安的条例去驱赶他们，甚至连拘留和临时笃压都做不到，这也是我们警察尴尬的地方。”雷万春慢慢的说。
“照你们的说法，这个社会现象是不能够解决的了难道你们就没有想过怎么样从根上治理吗”司徒晟张着惊奇的眼睛看着他们。“是你们没有想还是没有想出来”
“您能有什么好办法您只要说的出来，我们就能做的出来。”雷万春被司徒晟挤兑的有些恼火。
“雷部长的火气终于给我逗出来了，这就好，当公安部长的没有这样的火气，那些犯罪分子还不都猖狂的上了天”司徒晟这个时候笑眯眯的给这几个老烟枪每人一颗烟，他自己则是拿了一杯茶喝了起来。
司徒晟不抽烟，所以那几个部长来到这里也不敢抽烟，司徒晟给烟他们实际上就是批准了他们可以在这个没有烟味的办公室里随便的抽烟了。雷万春让这个调皮的后生逗的哭笑不得，只好点上烟遮脸。
“刚才大家说的三害的确是自古有之，也是历朝历代不好解决的问题，就是我小的时候看的一些古代作品中也有不少关于这些人的描述，尽管有很多作品甚至是正面的描写这些人，什么丐帮啊、侠盗啊等等，其实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危害社会的，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取缔这些丑陋的现象。乱世用重典，其实就是说的在特殊情况下对于轻微的犯罪都要重罚，只有重罚才能威慑那些心存不良的人，这是古代的思维方式。那么我们现代怎么办我的观点是首先从源头堵起，该是法律上的问题我去找法律专家研讨，该是行政上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坐在这里想办法，该是行动整顿的问题就是你们要去下面塌实的工作。我想这是个简单的思维模式吧。”司徒晟说着把一包中华烟扔在了小会议桌上。
“我们今天来不过是先探讨一下治理这种现象的可行性，并不是要做出什么决定，所以，你们也不要紧张，我想咱们把问题一个个的说，先说乞丐的问题，我想在这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乞丐中既有真正是依靠行乞生活的人，也有那种纯粹商业行为的行乞，针对那些却无谋生能力的人，民政部门要管起来，我想这样的人是极少数，民政部门增加的费用不会多。”
“就是不多我们民政部门也没有这个开支啊，这种安排是不是还要仔细斟酌。”司徒晟的话还没有说完，萧墙就急了。
“您别急啊，听我说完，那费用不要你出。”司徒晟笑着看了看这抠门的民政部长。“剩下的那些从事商业行为的乞丐则根据他们身份出身的证明文件，国家将对他们在户口所在地的财产进行评估，然后对他们课以重罚，如果那个地区的外出行乞的人员比较多，那么他们的地方政府也要被罚，从上往下罚，他们不需要行乞却跑去行乞等于是多占了社会资源，那么我们就要对他们zhn有的资源进行重新分配。我不信他们会算不过这个账来，这样，他们在外出行乞的时候就会掂量一下是行乞划算还是在家里划算，当然地方政府是其他正当引导也是重要的，那些就留给当地政府去策划吧。罚款的收入就是你萧墙部长安排那些需要您照顾人的费用了，可能还有多的吧”司徒晟的话还没有说完，萧墙就笑了。
“这还真是个办法，起码那些习惯了行乞的假乞丐在出来活动是时候就有了后顾之忧。”雷万春想了想说，“有这样的规定，我们民警执法的时候也方便了很多，登记他们的身份证就能吓的他们够戗。”
“那小偷的问题怎么办”田边疆问道。
“小偷的问题核心在于那些小偷大多是未成年人，处理他们就复杂多了，除了固有的严厉打击他们的身后的成年人以外，我想也可以参照对乞丐的处罚办法，在他们的家乡给他们一些牵制，还有一些就是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惯犯我看我们还是要在法律上给他们一些设置，不能因为他们年纪小就每次都放了他们 ，那样会姑息和放纵这些具有犯罪心理的青少年，少管所还是要建立起来，在少管所里一定要强迫他们劳动，凡是贪图享受好逸恶劳的人我们绝对不能给他们任何得逞的机会。而在管理所里，他们除了劳动外，还要学习，学习不合格，要对他们的关押延长，使他们明白，不好好读书是不能离开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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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而今迈步从头越3
第三节
“至于那些拆白党吗，我看就公开的声明，凡是这样的犯人，不管刑期多长都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改造，让他们在那里吃点苦头，他们这些人搞恶性刑事犯罪的胆子是没有的，从心理上讲也就是好逸恶劳，不习惯有规律的生活，喜欢散漫，既然这样，咱们就把他们送到南极或者非洲去，让他们在那里自由的散漫。看他们的家乡里还有多少这样的人想学他们的样”雷万春这个时候也打开了思路，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果社会上这样的三害少了，那么那些搞大案的犯罪分子的基础就薄弱了，我们公安部门对付起来也就轻松多了。”
“雷部长说的好像有点道理，那些犯罪分子的确也是有个群众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那些三害人员，如果能够把他们铲除，就等于把这个犯罪的孳生地给铲除了，我支持这样的想法。”司法部长刘昱说。
“好，大家基本已经明白了今天找你们来的主要意图，那么各自回去搞方案送到我这里来，动作要快，武警要拿出专项配合的行动方案，在人员配备上也要有所准备，民政部门和司法部门都要有相应的准备，特别是司法部门，找专家研究一下我们在这方面法律上的漏洞，拿出新东西来，我们国家现在前进了，司法概念也要变一变。大家只要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去做事，我相信历史是会有公论的。”司徒晟最后说。
这次会议以后，各个部门都动了起来，公安部很快就布置了专项严打的工作，民政部也针对流浪人员制定可收留方案，国家发改委也加入了进来，针对现在中国劳动力紧缺的状况，制定了企业用工的新办法。司法部也针对当前的国家形势提出了新的刑法和民法的修改意见稿，眼看就要到立冬了，像往年一样，大批的乞丐开始南下了。但是，一个特殊的情况让司徒晟的步伐放缓了下来。
印度在历史上就有一个乞丐的群体，并入中国版图以后，其他的群体都已经按部就班的得到了安置，惟独这个乞丐群体还飘荡在印度自治区，在印度的乞丐有几百万人，这些人世代乞讨，成为印度的一个独特的群体。当司徒晟打算把中国的乞丐问题解决的时候，印度乞丐的问题自然而然的摆在了他的面前。
印度在并入中国版图之前是一个等级社会分明的国家，尽管在独立的时候印度政府就取消了种姓制度，但是几千年的遗传一直在印度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古代印度人被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代表神庙的宗教官；刹帝利：代表帝王将相；吠舍：代表平民；首陀罗：代表奴隶；此外，还有比首陀罗更低，不入流的“贱民”，成份是打仗中的战俘，以及不遵守种姓制度而结合的人。种姓是随着前2000年前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时开始出现的。最初雅利安人用“雅利安瓦尔纳”和“达萨瓦尔纳”来区分雅利安人和当地的土著。后来才逐渐有了四个种姓。种姓的划分，很像对社会群体的职业划分，只是种姓的划分是按出生而定，自进入这个社会后就没法改变自己的种姓。维护种姓制度最典型的是摩奴法典。这个法典规定，婆罗门是人世的主宰，首陀罗只能温顺地为其他种姓服劳役，首陀罗不能积累私人财产，不能对高级种姓有任何不敬的言行，婆罗门和刹帝利则有权夺取首陀罗的一切。种姓之间界限森严，互相不能通婚，交往之中不能共食、并坐。如果有违反，违反者有可能被处以死刑。高种姓与低种姓人发生冲突，低种姓人如果用身体某部位对较高种姓人造成伤害，必须斩断对人造成伤害的身体部位。地位低微的低种姓辱骂高种姓，轻者课以重罚，重者处以酷刑。高级种姓的人如果杀死了一个首陀罗，仅用牲畜抵偿。每个种姓内部，有人监督本种姓的人遵守摩奴法典及传统习惯的情况。倘有触犯者，轻则由婆罗门祭司给予处罚，重则被开除出种姓之外沦为贱民。让人感到可怕的是这样严酷的愚昧的制度在印度人心中竟然习以为常，他们世代就是这样沿袭下来。自印度独立以后，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今天的印度社会仍然保留着种姓制度的残迹，种姓制度已经给每一个印度人打上的宗教烙印。在一次强烈地震之后，国内的大批救灾物资送到了灾区，可是在灾民领取救济品时却仍然受限于阶级制度，救援人员不由得慨叹“地震能够震垮房舍，却无法撼动无形中的种姓制度”。印度那已有长远历史的种姓制度，虽然在都市里已渐趋式微，但是在乡村却如此顽固的存在着。受地震严重摧残的古吉拉特等地的几个乡村，阶级差别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这也造成了救援工作上的困扰。以拉孔德镇为例，该镇无家可归的灾民，依印度教的五个种姓和少数民族伊斯兰教徒的差别，分住在六个泾渭分明的帐篷区。每次救助团体出现当地，要发放毛毯等救济物资，镇领导人就得提出六份灾民清单。种姓制度对社会的危害由此可见一斑，这样的制度弊端就在于它有可能让位居最下层的贱民拿不到救济物资，让这些贱民得不到生存的权利。
印度并入中国版图以后社会上的一些陋习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相比较内地来说在印度还是有大量的农村人口，他们的生活条件还是很落后，在印度自治区，明显的两极分化，当年陈小山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大力的抓了生存基本条件的建立，在印度开展了中国杂交水稻的种植普及，在北部山地则开展了高产小麦和玉米的种植，基本上解决了印度人的温饱问题，但是在文化发展上陈小山还没有来得及做就被调中央工作了，中国在发展的几个新区中，数印度自治区最难治理和管辖，倒不是那里的人民有多顽劣，也不是他们跟中央如何离心离德，而是那里的居民很懒惰和没有进取的意志。大批的流民和乞丐充斥着各个发达的中心城市，难怪中央刚有整治三害的意图时，印度自治区书记王连仲就连忙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讲述印度三害的问题，中央也很有意思的把这个报告直接转给了司徒晟。
“印度，印度。”司徒晟嘴里念叨着这个名字，心里在琢磨“这印度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啊”
“印度的问题要单独处理，在那里，印度的乞丐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在印度，我们已经实行了计划生育制度，人口这十来年已经得到控制，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印度人的寿命已经大幅度的增长了，从原来的平均不到40岁提高到现在的将近60岁，这就很难使人口在短期内降下来，而且，在印度的西部，还有大批的贱民后裔生存在贫困线上，他们从文化思想上就存在着许多旧时代的痕迹，等级制度还深深的刻印在许多人的脑海里。”
司徒晟根据自己的想法，找到了蓝琼，他建议解决三害的问题和在全国实行全民福利的问题在中国要分几步走，要实行全国福利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解决三害问题，第一步是在发达的内地进行，要在内地形成一个有榜样性的地域，使边疆省份有目标去追赶。第二步是边疆区开始实行这个制度，在边疆区有的地方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内地的水平，实行起来也不会困难。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的时间相隔不会很远，能够紧跟当然是最好。第三步才是要在占全国人口40的印度自治区实行，在印度实行前要对那里的各种条件充分的调查和检验，这第三步的迈出完全要看印度自治区自身发展的情况来定，达不到条件印度自治区就不能实行全民福利的政策。同时，司徒晟要求自己亲自去印度考察或者任职，以便了解那里的情况。
蓝琼看了司徒晟的报告以后，也觉得近年来对印度的问题关心不够，那里的情况也的确是比较复杂，于是建议组织部调司徒晟同志去印度自治区担任自治区委书记，一是解决那里的问题，同时也是锻炼司徒晟在基层工作的能力，当然，蓝琼还有个小九九，就是希望司徒晟去了以后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那里存在的主要问题，树立自己在中央的威信，为回来担任国务院总理铺平道路。鉴于印度问题的复杂和在中国的重要地位，中央很快就决定了对司徒晟同志的任命，除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被免去以外，党内的职务和军队内的职务都没有动，也就是说司徒晟还兼任着原来的许多要职，当然，这都是为了在非常时期可以立即回去工作而准备的，司徒晟经过调动，工作的重点显然是在印度自治区了。
司徒晟突然卸掉了担任不过4个多月的副总理职务，而外界带来了许多猜想，就连牛华西都有些感到意外，“难道苟伟又有机会担任总理了难道蓝琼和司徒家有什么矛盾了吗”牛华西把苟伟叫了过来谈话。
“司徒晟的调动你知道了吧，有什么看法”牛华西问苟伟。
“知道了，感觉比较突然，但是仔细一想在情在理。”苟伟回答道。
“说说你的看法。”牛华西盯着问。
“司徒晟跟他爹一样是干事情的人，他不会在乎什么职位高低和势力大小，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是希望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做点事情，当他看到问题的症结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的扑上去，我们以前看错他们了，最近我一直在反思，当年老司徒苦口婆心的找您的时候我就觉得那老头怪怪的，但是其工作能力和学识也的确叫人佩服，在那个时候，他完全可以把您从位置上拿下来，可是他没有那么做，还保留了您在党内的地位，到他老人家退下去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在党内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必须要能够听到不同的意见，您以前提的那些观点和意见并不是被他们给一概抹杀，而是被他们去粗取精的吸纳了，就是现在的总书记也是这样。我们没有人家的气量，也没有人家的眼光，我们应该检讨自己。我们太看重权利了。”苟伟第一次在老上级面前发出这样的言论。
“没有权利怎么做事你这是妇人之见，我们跟他们的分歧是方向性的，是路线上的斗争。”牛华西严肃的说。
“我以前也这么认为，可是，您能告诉我，我们是什么路线是什么方向吗难道我们不希望全国人民幸福”苟伟第一次不那么老实的听话了。
“我的观点是在中国必须保持我们党的纯洁，必须净化我们的党，当年，老司徒就是混进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异己分子，我就是看不惯他的那套实用主义，当年他没有把我弄下去是因为广大党员不同意，才不是他发慈悲哪”牛华西忿忿的说。
苟伟看着那张因为气愤而有些涨红的脸，心理在琢磨怎么跟老上级说话。牛华西是那种认死理的人，不是用简单的话语和行动就能够说服得了的，自己跟着他多年，几乎也习惯了牛华西那样的思维，结果在管理国务院的工作时并不顺利，许多下面的人并不买账，以前一直认为是下面的人觉悟不高，无法理解自己的意图，现在看来其是自己的工作方法和思维方法有问题，最近几次党内的争论，苟伟从开始的对司徒晟等人的不服气到最后的感叹自己的心胸狭小，这个过程让苟伟几乎像在炼狱里又回了一次炉，他突然觉得同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比较起来，自己那点虚荣心实在是算不得什么。
“老首长，您说的这个在建党初期的时候王明也说过的，当时党内不是还有二十八个半吗红军时期的清党肃反给我们党带来了多大的损失到了延安以后也有整风扩大化的事件发生，记过余毒一直延续到，那样的历史悲剧难道我们现在还要重复吗以后的历届党的领袖，在功绩上可能远没有象那样划时代的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但是，应该说他们的心胸和视野一点都不比开国元勋们差，在一个家庭里都会发生争吵，在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内有不同的声音是很正常也是很普遍的，关键我们是怎么看这样的争吵，您不能动不动就给人家上纲上线，再说，如果党内都象您要求的那样清一色，那我们的党会成为什么样子所以，我说啊，咱们还是学习同志的方法，“放弃争论，多做实事”的好，要想得到广大党员的支持，不是靠我们去拉派系，不是靠我们去宣讲我们的所谓正统理论，而是要踏踏实实的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做事情。我这些天来总算是想明白了，因为我的思想上的保守，使我在副总理岗位上二年多的工作还不如司徒晟干三个月，我自己想着都脸红，可是人家现在为了解决印度问题，说扔下这位置就扔下了，人家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权利和利益。现在还是我去接手原来的工作，那么我如果不能做的更好我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人民我们应该放下架子，踏踏实实的去为国家做点事情了。”
“你这时糊涂，是对错误路线的妥协，你以为他们是为国家工作吗他那是在捞政治资本，我们必须在党内制约这样的政治家族的发展，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搞好工作是必须的，但是不能放松政治思想的改造，如果你要和他们同流合污，那么以后也不要到我这里来了。”牛华西大发脾气，话也说的很绝。
苟伟在牛华西这里弄的心情很不愉快，他现在已经厌恶了那表现的貌似大义凛然的虚伪政治，心里下定决心今后绝不卷入任何政治旋涡，他要塌实的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司徒晟很快就去印度自治区上任了，这次他可是和妻子温华分居了，温华明确的提出了不能因为照顾他而使自己的工作变来变去，两个人在家里还大吵了一架，好脾气的司徒晟第一次在家里摔了一个茶杯。温华找到了蓝琼，述说了自己心中的苦闷后要求和司徒晟分开，蓝琼为了缓和矛盾，最后还是让温华留在了军委秘书处工作了，对这个，司徒晟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的一个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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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而今迈步从头越4
第四节
司徒晟很快来到了新德里上任了，从副总理的位置上下到地方当书记这在共和国的历史还是没有的，可是印度是中国最大的自治区，也是中国版图成为世界第一的重要因素，这也说明中国对现在的印度自治区。对于这里，中国当时接受的时候可谓是很尴尬的。从当时的国策来说，中国政府无意吞并这个庞大和臃肿的邻国，但是印度长期的内战给中国和亚洲联盟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当时中国政府曾经设想让印度人民自己决定怎么去治理国家，可是事与愿违，印度根本就形成不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历史上，这个地区就从来没有完整的统一过，也没有相关的文明传承下来，因此我们现在读书的时候说道印度文明总是要家上“古代”印度这样的字眼，所以军阀混乱的印度几乎已经是四分五裂的，没有办法统一，为了南亚次大陆的安宁中国才不得不应时代的潮流，应亚洲联盟的请求，收留了这个基本上已经站不起来的邻居。可是现在，在这里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最叫人头疼的就是在这里还顽固的存在着等级制度。
当司徒晟第一次接触印度社会时就发现了所谓的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本来，根据甘地建立印度时候的法律，种姓制度在1947年就被废止了，在现代印度社会中似乎已经看不到种姓或者等级制度了，仅从外表上看，根本看不出他所属的种姓，与当地人交谈时他们也不愿意提及这点。除了肤色的深浅还能告诉我们他们分别来自南方或者北方，我国政府明文规定各级政府部门在雇用公务员时必须打破种姓界限、种族界限，在中国绝对不允许民族歧视，要有意识地聘用来自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才。但是，在印度还是存在着种姓和种族之间的差异，从他们的姓氏上看，比如库码、卡皮亚等上还可以能够看出他们高贵的家族史，开始汉族派去的干部还以为那不过是像中国人姓金大多在旗，姓马可能是一样属于历史的遗迹。可是时间一长就发现里面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司徒晟不得不对印度等级制度的认识再次修正，其实印度的等级制度在现代社会仍然是根深蒂固、无所不在的，只是从显性变成了隐性。而这种隐性的等级制度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司徒晟到了印度以后第一个感觉就是比在国内热了许多，每天除了要多冲几次冷水澡以外，还应该像生活在这里的水牛一样去找个水池泡一泡，于是，他打算去找个游泳池泡泡，按理说他这么大级别的官员找个地方游泳不成问题，可是这司徒晟跟他爹一样，喜欢过平民生活，喜欢在饭后茶余去了解民情也体验民间生活的乐趣。他让张亮去随便去找一个就行了，可是过了两天张亮都没有回个准信。新德里游泳池倒是不少，但是无论张亮怎么去找都不让他进，张亮本来打算自己先看看，尝试一下的，因此，他每次出去找都是拿上装备兴冲冲地赶去，结果却是怎么去的怎么回来，身上连个水滴都没沾上。原来人家这些个泳池实行的是会员制，只对各自的种姓人员开放，其他人谢绝入内。随后几天，张亮又跑了几家泳池，遭遇都差不多，几乎所有像点样的泳池都是只对会员开放，而想成为会员只有钱或者是有权是远远不够的。
司徒晟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立即找有关人士查了一下才发现，会员制在印度非常普遍，甚至是偏远的乡村也有各种各样的会员俱乐部。早在印度还是个不错的发展中国家时，印度人就仿效他们的英国殖民主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会员俱乐部，健身、游泳、吃饭、聊天、看戏、读书、幼儿入托、甚至其他娱乐等等很多活动都是只限于会员才可享受的。几乎大部分的业余社交都是在各自的种姓之间完成的。而大多数实行会员制的机构绝不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因为入会的费用一般都不高，有的甚至是免费的，但申请者必须要填写各种表格并经过一套审核程序，说白了就是要审核申请者是不是够这个级别。如果把印度这种无处不在的会员现象上升到社会学的层面来做一个总结，那么不难看出这就是一种隐性的等级制，它通过设置各种各样的不具社会普遍性的不触犯法律的限制而把社会中的人群分出了高低贵贱。把人们的业余生活归结到了原始的种姓之分中。
到过印度的人都会为当地的公共交通不方便而深感苦恼，特别是城市。目前，这里的公路建设水平还很低下，几条高速公路勉强把区内的几个大城市相连接，而市内和郊区的马路建设就差强人意了。在印度铁路里程倒是很长，但是管理水平、等级水平也很差劲，大多是英国人在1920世纪时代修建的，并入我国以后，对这些老铁路的改造升级进展很慢，跟内地比起来简直是天上地下，平均车速还不到70公里，本来主干线在西藏要跟内地铁路接轨，可是到现在也落实不下来。在印度的主要城市，还没有投入运营的地铁线路，公共汽车或者出租车的车况和清洁程度简直可以说是上个世纪的水平。城市中的主流出租车，是一种三轮摩托车，类似我国内地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麻木”。但在印度，这种三轮摩托却是完全合法的，上面有运营证，甚至还有计价器。公共交通的落后状况，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与正在恢复的经济状况不相吻合，更是于我国的大国形象极不相称，但当地人对此却安之若素。司徒晟叫来了自治区交管局长马赫迪，马赫迪支吾了半天也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但是聪明的司徒晟立即想到了这也是印度的等级观念在作祟呢在印度人看来，能买得起私家车的，肯定不会去打出租或挤公交，而需要打出租和挤公交的无疑属下一个等级，那么下等的贱民怎么能够冠冕堂皇的去乘坐跟上等人一般的豪华汽车因此，下等人就只能乘坐三轮车了。
在这里，高贵种姓的心态类似前清年间的遗老，在有车族中90以上都会专门雇一位私家司机，哪怕你拥有的只是一辆不起眼的“蓝星”。这是三葵公司在世纪初为了节省城市空间而设计的一款没有屁股的小型电动车，由于便宜和操控简单方便在印度自治区很流行，大部分是来自从国内淘汰下来的，经过中间商整理后二手卖到这里，如果你站在城市的干道旁随机数一下过往车辆，10辆中至少有3辆是这个。这种雇人开车的现象与内地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内地人喜欢自己开车，享受那飘逸飞驰的乐趣。刚到新德里上任的司徒晟经常看到从一些陈旧的“蓝星”上下来一家大小六口人，但驾驶座上仍然端坐着一位司机。这个家庭的男主人宁可让老婆孩子在那空间并不大的后座上挤一挤，宁可让自己的大腿上坐着孩子，也决不肯屈尊自己开车。这种心态与中br gt;read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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