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湘鄂西地区的革命斗争遭受了严重挫折，红三军由二万人锐减到三千人。贺龙率领这支革命力量转战于湘鄂川边区，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1934年1月13日，红三军驻进了万山丛中的鄂西利川小河镇。一天，部队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说是要前来送一个叫熊贡卿的亲笔信给贺龙。
熊贡卿其人，是一个大腹便便的政客。早在北伐前，贺龙就认识他。此人大革命时曾唱过几名高调，但“四一二”后，就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
贺龙从信的字里行间很快看出了敌人的游说，策反之意。
他们是想借熊贡卿同贺龙“昔日友善”的关系，“深入虎岤，招安投诚”，故先派这个叫梁素佛的人前往红三军驻地试探，并联系熊贡卿与贺龙见面。
贺龙强按心头的厌恶之情，吩咐警卫员带“客人”去休息，并特地嘱咐警卫班长“加强警戒，千万莫让他跑脱了”，自己顶着凛冽的寒风，向湘鄂西中央分局去报告情况。湘鄂西中央分局军政委关向应听了贺龙的汇报后，决定允许熊贡卿来红三团驻地，以便弄清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破坏情况。于是，由关向应口述，军部文书执笔，以贺龙的名义给熊写了回信，并交分局书记夏曦过了目。
一星期后，熊贡卿、梁素佛果然带着光洋、礼帽、金壳怀表、毛巾和饼干等“见面礼”来到红三军驻地。贺龙根据上级指示，不动声色地与熊贡卿“叙旧”，从中掌握了大量敌情，几日后，贺龙到中央分局驻地向关向应汇报了情况。关向应叫来参谋，把贺龙从敌人口中掏出的情况整理成一份材料，交到分局。几天后，红三军军部召开团以上工作会议，贺龙公布了熊贡卿策反活动的经过，并宣布了中央分局关于公审处决熊贡卿、梁素佛的决定。会上，关向应还要求干部要象贺龙那样，经得起任何考验，对党忠心耿耿。
第二天，红三军全军指战员和附近的老乡聚集在龙山县茨岩塘新起寨旁空旷的田野上，举行群众审判大会。贺龙激愤地向群众控诉了蒋介石及其说客的险恶用心。接着，关向应宣读了中央分局关于处决熊贡卿、梁素佛的决定。在贺龙一声“立即执行”的命令声中，警卫班长刘开治带领几名战士，将熊贡卿、梁素佛处决。蒋介石的策反阴谋就同他的反革命“围剿”一样，被彻底粉碎了。
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给党中央的报告里专门呈报了这件事。报告说：“去年十二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1934年3月3日，蒋介石亲自签发了对熊贡卿从优议恤的训令。训令中写道：“熊瑞龄于上年十一月奉派赴鄂西招降贺龙”，“致遭惨杀，殊堪悯惜”，“照少将阵亡例，从优议恤。”
历史毕竟是历史，不是那些阴谋家能够纂改得了的。正如贺龙在林彪，江青一伙要他交代与熊贡卿谈判的“罪行”时所说的：“我相信人民会了解我党和毛主席总会有一天为我说话”
5.4 元帅之死林彪、“四人帮”一伙不仅要在政治上把贺龙打倒，而且要从肉体上把他消灭掉。贺龙的处境越发危急了。
贺龙身患糖尿病，需要的是饮食的调养、药物的控制和精神上的松弛。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却利用贺龙所患病的特点，对他施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伙食本来就很差，这时就更差了。两格圆形的饭盒，一格里盛着饭，多数是不给盛满的；另一格是菜，经常是清水煮白菜、糖萝卜，再不就是老得象甘蔗皮似的豆角。这对于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此外，医疗条件也越来越差，连每天必需的极普通的降糖药也没有保证了。他们还在暖气上做文章，在严寒的冬天，借口水管破裂，把暖气关掉了。
斗争越来越尖锐了。不久，专案组查到了1934年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贺龙经过分局批准诱杀熊贡卿事实经过的报告，但他们有意压下，不呈报中央。二月下旬的一天，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头像，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整人也不敢光明正大呀你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怕别人攒着你的把柄”他对薛明说：“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他还指着中央文革那个“顾问”的名字说：“这个人，老j巨滑，做尽了坏事。”
“九大”召开当天，看到公报上有林彪、江青一伙的名单后，贺龙一连几天都双眉紧锁，心情沉重。他愤慨地说：“他们把老干部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搞大换班用心狠毒”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更加忧虑了。
贺龙的身体在残酷的摧残和折磨下更加衰弱了。没有蔬菜，有时贺龙夫妇甚至吃起了院子里长的野菜。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导致他们二人身体虚弱，步履维艰。五月上旬的一天夜里，贺龙久久不能入睡，薛明挣扎着起来想找医生要些安眠药，刚出房门，眼前一黑，就晕倒在走廊上。贺龙爬起来找她，找到后拉也拉不动，只得去找人帮忙，结果他又在走廊的另一头栽倒了。过了很长时间，哨兵发现了，才把他们搀进屋里扶上床。
半夜，贺龙醒过来，听到有人在哼一首歌。原来是哨兵在窗外轻声地唱：“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
贺龙思念洪湖。他万万没想到，在山谷深夜的这几句歌声，竟是他最后听到的关于洪湖的歌。
贺龙的身体越来越坏，那个不幸的时刻无情地到来了。
六月三日，开始出现食欲不振的症状。
六月七日，未进食。
六月八日，未进食，开始出现上腹痛、恶心、呕吐等粮尿病酸中毒症状。晚八时，抢救的医生方才来到，并在治疗中使用了只能加重病情的葡萄糖。在忙着输液的功夫，医生大声地说：“病人昏迷了。”其实，贺龙的神智仍然清楚。趁他们出去的时候，他拉着薛明的手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六月九日，天亮之后，医院来了医生接他去住院。贺龙表示不愿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医生仍然坚持要住院，并且声称是“组织上的决定，非去不可。”组织观念一向很强的贺龙不再吭声了。屋里顿时乱起来。来人拿进一副担架，七手八脚地把贺龙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
下午三时四分，贺龙元帅被害致死。
5.5 一波三折的平反过程1973年5月1日，贺龙元帅一家终于结束了五年零四个月的监禁、流放、住招待所的畸形生活。可全家欢欣不起来，“遍插茱萸少一人”，一家之主的冤案尚未平反，全家的精力集中到申冤这件大事上来了。
林彪的罪行一件件被揭发出来，林彪余党的坦白交代暴露出事实真相。薛明和子女十分愤怒，但同时也看到平反的希望。
清查林彪集团尘埃落定，纠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些老同志陆续恢复了工作，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了。
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毛主席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说他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错整了贺龙。并说：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策反的人，贺龙把他杀了。指示要为贺龙平反。这真是一言九鼎啊1973年最冷的时候，薛明一家得到了最大的温暖，但是，宽慰之余又不无忧虑。那几个整过贺龙、还掌握着一部分大权的人，还会作梗。
事情正如薛明所料。毛主席虽然说了话，但在为贺龙平反和如何平反的问题上，正义与邪恶经历了十个月的斗争。由于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的多次指示，中央终于在1974年9月29日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即“中发［1974］25号文件”。当时江青反革命集团还在台上，这次平反是不彻底的。薛明回顾说：“那个时候，江青，康生一伙人在中央还很有势力，所以，那个文件是留下了尾巴的；没有提贺龙是被害死的，说成是病故；还说审查是必要的。
这样，就把江青、康生迫害贺龙的罪恶掩盖过去了。“
1975年6月9日是贺帅逝世六周年纪念日，党中央选择了这一天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江青又大嚷大叫，说什么“这是用死人压活人”，不准见报，不准广播，不准一切公开宣传，要尽量降低规格，甚至不让在医院中的周总理知道。
但是，周总理还是知道了，他不顾重病在身，以羸弱之躯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薛明事先知道没有通知周总理，没有料到总理会来参加仪式。她和亲属好友正在休息室等待，室外突然传来周总理的声音：“薛明在哪里”薛明迎上前去，扑到总理怀里，总理沉痛地说：“薛明哪，我没能保住他呀”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看到总理太悲伤，便上前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呀”总理说：“我的日子也不长了”休息室里一片哭声。
由于压低了规格，仪式由军委主办，原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辞。叶帅看见总理到会，计上心来，便随机把悼辞递给总理：“请总理致悼辞”叶帅巧妙的这一招，就把军委主持的仪式变成了中央主持。江青虽然不满，却也奈何不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薛明汇报贺帅被害详情的客观条件完全成熟。于是，她写下了向党和人民的报告。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贺帅被害真相大白于天下。
1980年12月6日及后来的一些日子，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薛明列席旁听。
她回忆说：“我们听到法官一声命令：带吴法宪一阵热血涌上心头，回头一看，吴法宪垂头丧气地由法警押上来了。这个人，过去一见到贺龙，就连连点头哈腰，一副恭顺相，后来操纵着贺龙专案组，手段是够毒辣的。他招供出许多罪行，真使人惊心动魄。比如说，叶群整贺龙的假材料，和他合计把我弄到边远地方，这些，我都是听了吴法宪的招供才知道的。”
1982年10月16日，党中央发出［1982］43号文件，作出了为贺龙彻底平反的决定，高度评价贺龙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肯定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指出：过去加在贺龙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辞，“完全是林彪、康生等为陷害贺龙同志而蓄意制造出来的谎言。”并对贺龙在林彪、江青一伙的诬陷迫害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气节和高尚品德”给予高度评价。宣布撤销原来中发［1974］25号文件和中发［68］71号文件，为贺龙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强加给贺龙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同时为受贺龙冤案所株连的所有同志彻底平反，消除影响。
贺龙元帅当告慰于九泉之下
彭德怀元帅之谜
1 吹尽狂沙始到金
性格之迷
性格组合是人物分析的一种新兴理论。如果一个人的性格中真的存在多元组合的话，那么，彭德怀无疑可以算作最好的典型了，在他的身上，纯朴与憨厚比肩，倔强与执拗携手，大爱与大恨并行，且在每一方面都不乏深沉和执著。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性格本身，于他是一种幸运，还是潜伏着的祸根
1.1 根深蒂固的农民情结
彭德怀算不上伟人，他只是一个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不同寻常的凡人。贫穷、困苦、受欺的下层生活是他降临到这个世上之后感受最早、最深的人生体验，纯朴、善良、寡欲的下层农民是他成长过程中接触最多、感慨最强烈的众生群体。这一切，构成了他人生的起点，是他生命的根基和源头。
也许正是带着这种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和感慨，从这一起点出发，彭德怀由一个沿门乞讨的叫化子，地主家的放牛娃，受人剥削的煤矿工，旧式军队中的普通一兵，一步一步走向了红军，走向了共产党，走向了为他所熟悉和爱戴的穷人谋利益的事业，直到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将军和党政要人。
但是，在他人生的每一个过程之中，他都始终未敢忘怀他的生命之源，并不断从中汲取新的动力。他曾在彭德怀自述之中说过这样一段话：童、少年时期的这段贫困生活，对我是有锻炼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因此，我对幼年的生活经历，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的确，在这位生于农民，长于农村，从穷乡僻壤来到繁华都市的元帅的性格深处，有着极强的农民意识和摆脱不掉的农民情结。
这种农民情结的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他对下层群众真挚的厚爱和对欺压人民、剥削别人的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
彭德怀爱劳动群众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正是从这种本能的厚爱出发少年时期的彭德怀便有了明显的杀富济民、为下层群众谋利益的思想和行动。在湘军当兵期间，彭德怀便秘密组织成立了“济贫会”，并制订了以下纲领：1.灭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2.灭洋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3.发展实业，救济贫民；4.实行士兵自治，反对笞责、体罚和克扣军饷，实行财政公开。从这一章程我们可以看出，彭德怀成立“济贫会”的根本目的和出发点，是反对剥削和压迫，为下层人士谋利益，并已和国家的存亡联系到了一起。另外，从当时中国的状况来看，彭德怀成立“济贫会”时，中国正处于外有列强瓜分，内有军阀混战，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时的彭德怀还只是旧式军队中的普通一兵，并没有找到中国共产党，没有系统地接受西方的进步思想，因此，彭德怀成立“济贫会”，完全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情感以及他所体验到的下层生活，而幼年时所积累起来的对贫苦群众的感慨和同情，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后，彭德怀当上了国防部长，但这种植根于性格深处的农民情结并未因职位的升迁而减弱。相反，正是出于这种对人民群众无私的厚爱，使他经常深入下层群众之中，了解他们的疾苦，为他们的不平而鸣。1958年，当他去西北考察时，一个贫农家五口人共用一条裤、合盖一条被的凄惨状况使他伤心落泪；在湖南考察时，由于急于向人民公社化过渡而造成的广大群众无处栖身的景象使他怅然神伤；在去庐山开会途中，火车站成群成群的难民更使他难过得食不下咽。他没想到，他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劳苦群众，在革命成功后。仍然过着这种可怜的生活。这一现象促使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并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虽然因此而遭到批判、之后又被罢官，但他内心无憾，他坚信自己，也相信历史会对他作出正确的评价。
“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与这种对劳苦群众的厚爱相反，彭德怀对剥削、压迫穷人的地主阶级恨得咬牙切齿。彭德怀自述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彭德怀在湘军当兵期间，湖南南县有个恶霸地主欧盛钦，仗着他哥哥是督军署的高级少将参议，仗势欺人，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为害群众比土匪还甚”。彭德怀得知此事后，经过一番调查，便在一个晚上化妆来到欧家，杀了欧盛钦。后来事情败露，彭德怀也被迫逃离湘军。
在彭德怀的眼里，也许可以容得沙子，却绝对容不得这种人的存在。虽然他以后曾将这一举动概括为“打抱不平的英雄主义思想”，但这一自发的举动所赖以产生的心理原因，在当时恐怕是很难用“打抱不平”几个字来概括的。
彭德怀农民情结的另一表现，便是他对农村生活本能的眷恋和向往，并能怡然自得地生活于其中，成为其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罢免了国防部长之职，不久，他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具体谈了他今后的打算，其中一条是：“作些社会调查，自食其力地参加一些生产劳动。”
毛泽东以其“年岁已高”为由拒绝了他。几年之后，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下决心当一辈子农民，去外地国营农场当农民”。在这期间，他举家从中南海迁到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这虽然是个小村庄，而对彭德怀来说，却如同鸟又回到了森林，鱼又回到了水中。一到这里，他便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锄头一响，不愁吃穿”其兴奋和激动之情是溢于言表的。在这里，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植树垦田，积肥种麦，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书是他的知己，村民是他的朋友。这种安然自得的生活，彭德怀一直过了六年。
寄情田园山水，借以慰藉心灵的创伤，是仕途失意的中国古代文人的普遍选择。几百年前的陶渊明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并以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诗文名句而为后世所称羡。但彭德怀的向往农村和陶渊明的皈依田园有着本质的不同：陶渊明是封建地主阶级中失意的一员，彭德怀则是苦大仇深的受压迫者中觉悟的代表；陶渊明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彭德怀则是出于生命本能的自然回归；陶渊明是归隐，彭德怀则是寻根。这是我们在谈到彭德怀农民情结时所必须强调的一点。
彭德怀的农民情结，还过多地表现在他对事物农民式的观照方式上。他缺少哲人的远见卓识和睿智洞察，而多是从本能的经验出发，凭借已有的结果来推测断定事物或人事的功过是非。这一点，也许彭德怀自己也早已有所认识，在他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有这样几段话：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几次“左”倾路线中，王明路线时间是最长的一次。它以国际主义为幌子，穿着马列主义外衣，使人更不容易看出其真面目。我对王明路线，是在一个又一个的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后才认识的。直到看到王明路线对福建的态度，我才开始把它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作了比较的认识。
所以，直到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时，我才明确表示反对王明路线。
我对立三路线的认识比较早些，原因有许多，对我最直接的因素是打武昌。当时如果执行打武昌这一指示，三军团有全部被消灭的危险，这是一个生与死的威胁。所以，对立三路线的冒险性，是从这样一个具体行动上认识的。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不深刻的。
这种通过结果认识过程的认识问题的方法，一方面影响了彭德怀的主观态度和是非取向，如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对是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还是执行王明错误路线的问题上，彭德怀的意见就比较模糊，“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客观上等于支持了错误路线，因为在这样的原则分歧上只能采取拥护或反对的态度，而不能采取两可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为他后来的不幸埋下了祸根，“文革”中强加给他的“一贯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搞独立王国”等罪名，除过人为的因素之外，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
即使在对1958年的大跃进的看法上，彭德怀仍然表现出这一先天不足。农民式的直觉经验，使他对各地的“高产卫星”持有怀疑，经过实地调查之后，问题得到证实，因而他才给毛泽东同志写了那封信。但也正是这种农民式的观照方式，使他只能看到问题、而没能或者说不能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因而，这封出于他真诚地关心人民疾苦和国家命运的信，终于以“彭德怀的意见书”的面目出现并引起一场争论，最终给他带来沉重的灾难。
1.2 关羽式的忠与张飞式的直
自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关羽和张飞，两个性格截然相反、各具不同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便一代又一代地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并受到人民群众不同形式的喜爱和赞扬。
对关羽，无论上层社会还是民间，都将其视为一位半人半神的人物，曾一度出现于各地的关公神像和关公庙、便说明了这一点。而对张飞，人们则以“张飞穿针大瞪眼”、“猛张飞”等文学形式表现出褒贬不一的评价。无疑，在世代人的心目中，关羽是忠义的化身，而张飞则是鲁莽、粗率的代名词。
然而，在彭德怀的身上，我们却分别能找到关羽和张飞的影子：既有关羽的忠，又有张飞的直，二者矛盾而又和谐地融在一起。
彭德怀的忠，具体表现在他对毛泽东同志的态度和他对他所从事的事业坚贞不移的追求上。无庸讳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彭德怀和毛泽东，两个来自同一个地方，为了同一个目标而走到一起的战友和朋友，在历次的路线斗争中有过分歧，有过冲突。毛泽东便曾说过“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的话，彭德怀自己也承认他曾在多次路线斗争中犯过错误，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有过模糊认识，“同主席关系对半开”。但这些，仅仅只能说明彭德怀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有过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不能说明他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有过怀疑和反对。而事实上，经过多次教训之后，他对毛泽东怀有更多的尊敬和敬慕，同时有溢美之词：在粉碎张国焘反党阴谋之后，他非常称赞毛泽东的做法，认为是“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典范”；在和张闻天谈到要认真学习历史时，他称赞毛泽东“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并将毛泽东同斯大林作了比较，认为斯大林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是犯有错误的。而“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彭德怀对毛泽东的忠，不是盲从，更不是崇拜，他也反对将毛泽东神化，反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而是在斗争中求统一，在探讨中求团结。他反对毛泽东的一些缺点，如晚年的盲目乐观和急于求成、骄傲思想和个人独断。他也反对毛泽东的一些具体做法，如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他之所以反对毛泽东的这些具体做法，完全是在“忠”的前提下，希望革命和建设事业能搞得更好。
也许正是彭德怀这一特殊的忠，才有了他的“万言书”，有了庐山会议上的那封信，即使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压迫和禁闭之中，他还在给毛泽东写信，陈述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关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他则是身陷囹圄也依旧关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应该说，在对毛泽东个人的态度上，他既有称赞，也有反对，而在对待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建设方针上，他始终都是一个光明磊落、忠贞不二的执行者。所以，当有人攻击他“搞独立王国”、搞“军事俱乐部”时，彭德怀发火了，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
与这种关羽式的忠相比较，彭德怀身上张飞式的鲁莽和直率则表现得更为浓厚和明显。毛泽东便曾多次公开地称他为“张飞”。他爱骂人：在陕北时期，他曾在一次闲谈中对彭雪枫和张爱萍说：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喜欢骂人，你们都是挨过我骂的人，很对不起；对不同意见容易急躁发火；无论在什么场合，说话都比较粗率。这种不加雕饰的张飞式的鲁莽和粗率传到民间，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传说，以致庐山会议之后，民间便盛传有彭德怀和毛泽东对骂之说。其实，对骂是不符合实际的，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一些话语，却很能说明问题，请看以下片断①：
①这些对话或发言均根据庐山会议实录整理而来。
在揭批所谓的“军事俱乐部”时有人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彭：……华北座谈会操了我40天的娘，我现在要操20天。
主席：好，予以满足，咱们现在也来个四十天。
在7月31日的常委会上，谈到党内几次路线斗争时：主席：……在几次路线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彭：我61岁了。
在谈到如何对待不同意见时：主席：……不要一句话不对，就是什么什么。要容许申辩。思想不通，服从组织，实行党章很不容易。要听对方意见。
彭：我讲话都要先写个稿子，怕讲错了挨整。
主席：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
彭：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你提的那么高，我还没有了解。……
在8月1日的常委会上，当谈到要听取意见，改正缺点时：主席：一下子改不可能。洗脑问题，照顾他的特点，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包括黄老，有缺点，慢慢改。
彭：十一、十岁看牛，十三四岁开矿，十七岁当兵。40天会议，又感激又不感激，一生没吃过亏。
在会议快要结束时，彭德怀着急得讲了几句话：彭：可以放心，不会自杀，不会当反革命，可以种地参加劳动。
在毛泽东作了7月23日讲话之后，有批评彭德怀时讲的一段话：“第一书记说的算，别人说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不对的，是不正常的现象”，还有“什么都是第一书记挂帅”。彭德怀这些话是讲毛主席的，他对毛主席攻得厉害。他在小组会上还讲过“脱裤子”，“要脱大家都脱”。……
从以上这些片断可以看出，彭德怀身上颇似张飞式的鲁莽与直率的性格特征是非常明显的。这说明，旧式军队中的不良习气和作风对他的感染是非常严重的，并在他身上留下难以去掉的烙印。但“任何矛盾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透过彭德怀这一性格特征，我们却也可以看到他许多值得称赞之处：他爱骂人，却也爱士兵；他说话粗莽，不注意场合，却同时说明他不是什么“野心家”和“阴谋家”，也不是“有组织、有目的、有纲领”地搞“独立王国”，搞“军事俱乐部”的“右倾分子”，而是一个胸怀坦白、是非分明、心直口快的豪爽将军，一个矢志不渝、忠贞不二的纯正的共产党人。
忠，反映了一个人对事物相对稳定的看法和基本态度，是隐于内的。直，则是一个人对事物所持看法和态度不加雕饰的流露方式，是形于外的。也许正由于此，彭德怀的忠往往被外在的性格特征所掩盖，而鲁莽、直率的特点却给他带来许多不该有的误会和影响。在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一再强调自己那封信是“供毛泽东本人参考的”时，毛泽东即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并且说得相当严重：此话不真实，张飞是我封的。你认为不好说的，你不交心。一个心交，一个心不交。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拿不出来。
以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全国人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威望和地位推测，这段话给彭德怀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是不难想象、不言而喻的。
1.3 源于苦大仇深的倔强和执拗
熟悉彭德怀的人，都能明显地感觉到他身上有股极强的倔劲。毛泽东说他“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周恩来批评他“认为训服就是没骨头”，朱德指出他“对不同意见听不进，爱骂娘”，就连他自己也承认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彭德怀身上这种极强的倔强性格来自他童年的遭遇，是苦大仇深的产物。
1898年10月24日，彭德怀出生在湖南湘潭县石潭乡乌石寨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据说他的祖上是在清雍正年间从湘乡贩茶路过乌石峰，看到这里山清水秀，林木葱郁，人家稀少，是个可以定居的好地方，于是就在山下买了一片坡地，修了几间茅屋，从此落了户。因人得名，这里后来便被人们称为彭家园子。
乌石寨也好，彭家园子也好，山清水秀也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穷人是只能越来越穷。彭德怀一生下来，便受到一个又一个的打击和不幸。
在他8岁时，母亲死了，父亲也患病躺在床上，伯祖父80开外，祖母年过70、三个弟弟无人照管，只有半岁的四弟在母亲死后不到一个月便饿死了。生活的担子从此便沉重地压在他瘦小的肩上。这样可怜的生活，在彭德怀幼时的心灵上刻下了很多、很深的印痕，也极大地刺激并给了他终生难忘的影响。在彭德怀自述中他写了这样一件事：彭德怀10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富人家喜炮连天，他家却无一粒米下锅，无奈，彭德怀只好领了二弟去当叫化子，沿门乞讨。走到一个地主家门前时，地主高兴地问他们：“你们是招财童子吗”彭德怀答：“不是，我们是叫化子。”地主一听脸唰地一下便拉沉了，二弟连忙说：“是的，我们是招财童子，恭喜老爷发财。”地主一听又笑了，即给了他二弟一碗米饭。到了黄昏，彭德怀快要饿昏了，却没有讨到两升米。二弟问他为什么不说是招财童子时，彭德怀回答：“我不想说好听的让他们高兴。”
第二天，祖母又要他们去讨饭，彭德怀说什么也不愿去了，说：“我不去，讨饭受人欺侮。”祖母说：“不去怎么办
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彭德怀答道：”我再也不拿打狗棍了，我要去砂柴。“祖母拿他没办法，带了两个弟弟又出门乞讨去了。望着祖母远去的背影，彭德怀伤心极了，他在书中写道：”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70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拄着棒子，一步一扭的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我不愿说好听的让他们高兴“、”我再也不拿打狗棍了，我要去砍柴“。这是彭德怀发自幼小心灵之中对地主阶级的憎恶和对受压迫、受欺侮生活的反抗。也许正是从这时候起，他性格中的倔犟和执拗便埋下了种子，开始发芽并日益膨胀起来。
彭德怀的这一性格发展到后来，当他受到莫须有的攻击和诬陷之后，便更加强烈，并进一步和骂娘、发怒、大发雷霆结合起来。当有人说他发动“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时，彭德怀发火了：“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你们不是站在讲演台上，用劲地叫喊打倒彭德怀吗还喊打倒这，打倒那。你们想一下吧你们自己呢”即使在被林彪、江青一伙囚禁之后，彭德怀依旧对攻击他的红卫兵大发其火：“我有罪
我的罪在于消灭了几百万日本兵。“当庐山会议上有人说他搞”军事俱乐部“时，彭德怀当时就大发雷霆：”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即使对不带恶意而自己一时又难以接受的意见和批评，彭德怀也时有抵触，庐山会议期间不少人都指出了这一点。对毛泽东本人，彭德怀也敢于当面顶撞、变颜犯上。在上一节所引的对话片断中，这一点亦表现得相当明显。
但是，彭德怀的这种倔强和执拗，并没有发展到顽固不化的地步，相反，他虽然对不同意见有抵触，对莫须有的攻击爱骂娘，但当个人名义和全局利益“国家命运相矛盾的时候br /gt;</br></br>
1934年1月13日，红三军驻进了万山丛中的鄂西利川小河镇。一天，部队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说是要前来送一个叫熊贡卿的亲笔信给贺龙。
熊贡卿其人，是一个大腹便便的政客。早在北伐前，贺龙就认识他。此人大革命时曾唱过几名高调，但“四一二”后，就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
贺龙从信的字里行间很快看出了敌人的游说，策反之意。
他们是想借熊贡卿同贺龙“昔日友善”的关系，“深入虎岤，招安投诚”，故先派这个叫梁素佛的人前往红三军驻地试探，并联系熊贡卿与贺龙见面。
贺龙强按心头的厌恶之情，吩咐警卫员带“客人”去休息，并特地嘱咐警卫班长“加强警戒，千万莫让他跑脱了”，自己顶着凛冽的寒风，向湘鄂西中央分局去报告情况。湘鄂西中央分局军政委关向应听了贺龙的汇报后，决定允许熊贡卿来红三团驻地，以便弄清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破坏情况。于是，由关向应口述，军部文书执笔，以贺龙的名义给熊写了回信，并交分局书记夏曦过了目。
一星期后，熊贡卿、梁素佛果然带着光洋、礼帽、金壳怀表、毛巾和饼干等“见面礼”来到红三军驻地。贺龙根据上级指示，不动声色地与熊贡卿“叙旧”，从中掌握了大量敌情，几日后，贺龙到中央分局驻地向关向应汇报了情况。关向应叫来参谋，把贺龙从敌人口中掏出的情况整理成一份材料，交到分局。几天后，红三军军部召开团以上工作会议，贺龙公布了熊贡卿策反活动的经过，并宣布了中央分局关于公审处决熊贡卿、梁素佛的决定。会上，关向应还要求干部要象贺龙那样，经得起任何考验，对党忠心耿耿。
第二天，红三军全军指战员和附近的老乡聚集在龙山县茨岩塘新起寨旁空旷的田野上，举行群众审判大会。贺龙激愤地向群众控诉了蒋介石及其说客的险恶用心。接着，关向应宣读了中央分局关于处决熊贡卿、梁素佛的决定。在贺龙一声“立即执行”的命令声中，警卫班长刘开治带领几名战士，将熊贡卿、梁素佛处决。蒋介石的策反阴谋就同他的反革命“围剿”一样，被彻底粉碎了。
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给党中央的报告里专门呈报了这件事。报告说：“去年十二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1934年3月3日，蒋介石亲自签发了对熊贡卿从优议恤的训令。训令中写道：“熊瑞龄于上年十一月奉派赴鄂西招降贺龙”，“致遭惨杀，殊堪悯惜”，“照少将阵亡例，从优议恤。”
历史毕竟是历史，不是那些阴谋家能够纂改得了的。正如贺龙在林彪，江青一伙要他交代与熊贡卿谈判的“罪行”时所说的：“我相信人民会了解我党和毛主席总会有一天为我说话”
5.4 元帅之死林彪、“四人帮”一伙不仅要在政治上把贺龙打倒，而且要从肉体上把他消灭掉。贺龙的处境越发危急了。
贺龙身患糖尿病，需要的是饮食的调养、药物的控制和精神上的松弛。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却利用贺龙所患病的特点，对他施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伙食本来就很差，这时就更差了。两格圆形的饭盒，一格里盛着饭，多数是不给盛满的；另一格是菜，经常是清水煮白菜、糖萝卜，再不就是老得象甘蔗皮似的豆角。这对于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此外，医疗条件也越来越差，连每天必需的极普通的降糖药也没有保证了。他们还在暖气上做文章，在严寒的冬天，借口水管破裂，把暖气关掉了。
斗争越来越尖锐了。不久，专案组查到了1934年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贺龙经过分局批准诱杀熊贡卿事实经过的报告，但他们有意压下，不呈报中央。二月下旬的一天，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头像，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整人也不敢光明正大呀你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怕别人攒着你的把柄”他对薛明说：“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他还指着中央文革那个“顾问”的名字说：“这个人，老j巨滑，做尽了坏事。”
“九大”召开当天，看到公报上有林彪、江青一伙的名单后，贺龙一连几天都双眉紧锁，心情沉重。他愤慨地说：“他们把老干部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搞大换班用心狠毒”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更加忧虑了。
贺龙的身体在残酷的摧残和折磨下更加衰弱了。没有蔬菜，有时贺龙夫妇甚至吃起了院子里长的野菜。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导致他们二人身体虚弱，步履维艰。五月上旬的一天夜里，贺龙久久不能入睡，薛明挣扎着起来想找医生要些安眠药，刚出房门，眼前一黑，就晕倒在走廊上。贺龙爬起来找她，找到后拉也拉不动，只得去找人帮忙，结果他又在走廊的另一头栽倒了。过了很长时间，哨兵发现了，才把他们搀进屋里扶上床。
半夜，贺龙醒过来，听到有人在哼一首歌。原来是哨兵在窗外轻声地唱：“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
贺龙思念洪湖。他万万没想到，在山谷深夜的这几句歌声，竟是他最后听到的关于洪湖的歌。
贺龙的身体越来越坏，那个不幸的时刻无情地到来了。
六月三日，开始出现食欲不振的症状。
六月七日，未进食。
六月八日，未进食，开始出现上腹痛、恶心、呕吐等粮尿病酸中毒症状。晚八时，抢救的医生方才来到，并在治疗中使用了只能加重病情的葡萄糖。在忙着输液的功夫，医生大声地说：“病人昏迷了。”其实，贺龙的神智仍然清楚。趁他们出去的时候，他拉着薛明的手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六月九日，天亮之后，医院来了医生接他去住院。贺龙表示不愿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医生仍然坚持要住院，并且声称是“组织上的决定，非去不可。”组织观念一向很强的贺龙不再吭声了。屋里顿时乱起来。来人拿进一副担架，七手八脚地把贺龙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
下午三时四分，贺龙元帅被害致死。
5.5 一波三折的平反过程1973年5月1日，贺龙元帅一家终于结束了五年零四个月的监禁、流放、住招待所的畸形生活。可全家欢欣不起来，“遍插茱萸少一人”，一家之主的冤案尚未平反，全家的精力集中到申冤这件大事上来了。
林彪的罪行一件件被揭发出来，林彪余党的坦白交代暴露出事实真相。薛明和子女十分愤怒，但同时也看到平反的希望。
清查林彪集团尘埃落定，纠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些老同志陆续恢复了工作，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了。
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毛主席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说他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错整了贺龙。并说：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策反的人，贺龙把他杀了。指示要为贺龙平反。这真是一言九鼎啊1973年最冷的时候，薛明一家得到了最大的温暖，但是，宽慰之余又不无忧虑。那几个整过贺龙、还掌握着一部分大权的人，还会作梗。
事情正如薛明所料。毛主席虽然说了话，但在为贺龙平反和如何平反的问题上，正义与邪恶经历了十个月的斗争。由于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的多次指示，中央终于在1974年9月29日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即“中发［1974］25号文件”。当时江青反革命集团还在台上，这次平反是不彻底的。薛明回顾说：“那个时候，江青，康生一伙人在中央还很有势力，所以，那个文件是留下了尾巴的；没有提贺龙是被害死的，说成是病故；还说审查是必要的。
这样，就把江青、康生迫害贺龙的罪恶掩盖过去了。“
1975年6月9日是贺帅逝世六周年纪念日，党中央选择了这一天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江青又大嚷大叫，说什么“这是用死人压活人”，不准见报，不准广播，不准一切公开宣传，要尽量降低规格，甚至不让在医院中的周总理知道。
但是，周总理还是知道了，他不顾重病在身，以羸弱之躯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薛明事先知道没有通知周总理，没有料到总理会来参加仪式。她和亲属好友正在休息室等待，室外突然传来周总理的声音：“薛明在哪里”薛明迎上前去，扑到总理怀里，总理沉痛地说：“薛明哪，我没能保住他呀”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看到总理太悲伤，便上前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呀”总理说：“我的日子也不长了”休息室里一片哭声。
由于压低了规格，仪式由军委主办，原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辞。叶帅看见总理到会，计上心来，便随机把悼辞递给总理：“请总理致悼辞”叶帅巧妙的这一招，就把军委主持的仪式变成了中央主持。江青虽然不满，却也奈何不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薛明汇报贺帅被害详情的客观条件完全成熟。于是，她写下了向党和人民的报告。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贺帅被害真相大白于天下。
1980年12月6日及后来的一些日子，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薛明列席旁听。
她回忆说：“我们听到法官一声命令：带吴法宪一阵热血涌上心头，回头一看，吴法宪垂头丧气地由法警押上来了。这个人，过去一见到贺龙，就连连点头哈腰，一副恭顺相，后来操纵着贺龙专案组，手段是够毒辣的。他招供出许多罪行，真使人惊心动魄。比如说，叶群整贺龙的假材料，和他合计把我弄到边远地方，这些，我都是听了吴法宪的招供才知道的。”
1982年10月16日，党中央发出［1982］43号文件，作出了为贺龙彻底平反的决定，高度评价贺龙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肯定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指出：过去加在贺龙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辞，“完全是林彪、康生等为陷害贺龙同志而蓄意制造出来的谎言。”并对贺龙在林彪、江青一伙的诬陷迫害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气节和高尚品德”给予高度评价。宣布撤销原来中发［1974］25号文件和中发［68］71号文件，为贺龙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强加给贺龙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同时为受贺龙冤案所株连的所有同志彻底平反，消除影响。
贺龙元帅当告慰于九泉之下
彭德怀元帅之谜
1 吹尽狂沙始到金
性格之迷
性格组合是人物分析的一种新兴理论。如果一个人的性格中真的存在多元组合的话，那么，彭德怀无疑可以算作最好的典型了，在他的身上，纯朴与憨厚比肩，倔强与执拗携手，大爱与大恨并行，且在每一方面都不乏深沉和执著。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性格本身，于他是一种幸运，还是潜伏着的祸根
1.1 根深蒂固的农民情结
彭德怀算不上伟人，他只是一个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不同寻常的凡人。贫穷、困苦、受欺的下层生活是他降临到这个世上之后感受最早、最深的人生体验，纯朴、善良、寡欲的下层农民是他成长过程中接触最多、感慨最强烈的众生群体。这一切，构成了他人生的起点，是他生命的根基和源头。
也许正是带着这种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和感慨，从这一起点出发，彭德怀由一个沿门乞讨的叫化子，地主家的放牛娃，受人剥削的煤矿工，旧式军队中的普通一兵，一步一步走向了红军，走向了共产党，走向了为他所熟悉和爱戴的穷人谋利益的事业，直到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将军和党政要人。
但是，在他人生的每一个过程之中，他都始终未敢忘怀他的生命之源，并不断从中汲取新的动力。他曾在彭德怀自述之中说过这样一段话：童、少年时期的这段贫困生活，对我是有锻炼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因此，我对幼年的生活经历，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的确，在这位生于农民，长于农村，从穷乡僻壤来到繁华都市的元帅的性格深处，有着极强的农民意识和摆脱不掉的农民情结。
这种农民情结的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他对下层群众真挚的厚爱和对欺压人民、剥削别人的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
彭德怀爱劳动群众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正是从这种本能的厚爱出发少年时期的彭德怀便有了明显的杀富济民、为下层群众谋利益的思想和行动。在湘军当兵期间，彭德怀便秘密组织成立了“济贫会”，并制订了以下纲领：1.灭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2.灭洋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3.发展实业，救济贫民；4.实行士兵自治，反对笞责、体罚和克扣军饷，实行财政公开。从这一章程我们可以看出，彭德怀成立“济贫会”的根本目的和出发点，是反对剥削和压迫，为下层人士谋利益，并已和国家的存亡联系到了一起。另外，从当时中国的状况来看，彭德怀成立“济贫会”时，中国正处于外有列强瓜分，内有军阀混战，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时的彭德怀还只是旧式军队中的普通一兵，并没有找到中国共产党，没有系统地接受西方的进步思想，因此，彭德怀成立“济贫会”，完全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情感以及他所体验到的下层生活，而幼年时所积累起来的对贫苦群众的感慨和同情，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后，彭德怀当上了国防部长，但这种植根于性格深处的农民情结并未因职位的升迁而减弱。相反，正是出于这种对人民群众无私的厚爱，使他经常深入下层群众之中，了解他们的疾苦，为他们的不平而鸣。1958年，当他去西北考察时，一个贫农家五口人共用一条裤、合盖一条被的凄惨状况使他伤心落泪；在湖南考察时，由于急于向人民公社化过渡而造成的广大群众无处栖身的景象使他怅然神伤；在去庐山开会途中，火车站成群成群的难民更使他难过得食不下咽。他没想到，他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劳苦群众，在革命成功后。仍然过着这种可怜的生活。这一现象促使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并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虽然因此而遭到批判、之后又被罢官，但他内心无憾，他坚信自己，也相信历史会对他作出正确的评价。
“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与这种对劳苦群众的厚爱相反，彭德怀对剥削、压迫穷人的地主阶级恨得咬牙切齿。彭德怀自述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彭德怀在湘军当兵期间，湖南南县有个恶霸地主欧盛钦，仗着他哥哥是督军署的高级少将参议，仗势欺人，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为害群众比土匪还甚”。彭德怀得知此事后，经过一番调查，便在一个晚上化妆来到欧家，杀了欧盛钦。后来事情败露，彭德怀也被迫逃离湘军。
在彭德怀的眼里，也许可以容得沙子，却绝对容不得这种人的存在。虽然他以后曾将这一举动概括为“打抱不平的英雄主义思想”，但这一自发的举动所赖以产生的心理原因，在当时恐怕是很难用“打抱不平”几个字来概括的。
彭德怀农民情结的另一表现，便是他对农村生活本能的眷恋和向往，并能怡然自得地生活于其中，成为其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罢免了国防部长之职，不久，他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具体谈了他今后的打算，其中一条是：“作些社会调查，自食其力地参加一些生产劳动。”
毛泽东以其“年岁已高”为由拒绝了他。几年之后，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下决心当一辈子农民，去外地国营农场当农民”。在这期间，他举家从中南海迁到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这虽然是个小村庄，而对彭德怀来说，却如同鸟又回到了森林，鱼又回到了水中。一到这里，他便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锄头一响，不愁吃穿”其兴奋和激动之情是溢于言表的。在这里，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植树垦田，积肥种麦，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书是他的知己，村民是他的朋友。这种安然自得的生活，彭德怀一直过了六年。
寄情田园山水，借以慰藉心灵的创伤，是仕途失意的中国古代文人的普遍选择。几百年前的陶渊明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并以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诗文名句而为后世所称羡。但彭德怀的向往农村和陶渊明的皈依田园有着本质的不同：陶渊明是封建地主阶级中失意的一员，彭德怀则是苦大仇深的受压迫者中觉悟的代表；陶渊明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彭德怀则是出于生命本能的自然回归；陶渊明是归隐，彭德怀则是寻根。这是我们在谈到彭德怀农民情结时所必须强调的一点。
彭德怀的农民情结，还过多地表现在他对事物农民式的观照方式上。他缺少哲人的远见卓识和睿智洞察，而多是从本能的经验出发，凭借已有的结果来推测断定事物或人事的功过是非。这一点，也许彭德怀自己也早已有所认识，在他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有这样几段话：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几次“左”倾路线中，王明路线时间是最长的一次。它以国际主义为幌子，穿着马列主义外衣，使人更不容易看出其真面目。我对王明路线，是在一个又一个的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后才认识的。直到看到王明路线对福建的态度，我才开始把它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作了比较的认识。
所以，直到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时，我才明确表示反对王明路线。
我对立三路线的认识比较早些，原因有许多，对我最直接的因素是打武昌。当时如果执行打武昌这一指示，三军团有全部被消灭的危险，这是一个生与死的威胁。所以，对立三路线的冒险性，是从这样一个具体行动上认识的。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不深刻的。
这种通过结果认识过程的认识问题的方法，一方面影响了彭德怀的主观态度和是非取向，如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对是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还是执行王明错误路线的问题上，彭德怀的意见就比较模糊，“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客观上等于支持了错误路线，因为在这样的原则分歧上只能采取拥护或反对的态度，而不能采取两可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为他后来的不幸埋下了祸根，“文革”中强加给他的“一贯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搞独立王国”等罪名，除过人为的因素之外，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
即使在对1958年的大跃进的看法上，彭德怀仍然表现出这一先天不足。农民式的直觉经验，使他对各地的“高产卫星”持有怀疑，经过实地调查之后，问题得到证实，因而他才给毛泽东同志写了那封信。但也正是这种农民式的观照方式，使他只能看到问题、而没能或者说不能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因而，这封出于他真诚地关心人民疾苦和国家命运的信，终于以“彭德怀的意见书”的面目出现并引起一场争论，最终给他带来沉重的灾难。
1.2 关羽式的忠与张飞式的直
自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关羽和张飞，两个性格截然相反、各具不同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便一代又一代地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并受到人民群众不同形式的喜爱和赞扬。
对关羽，无论上层社会还是民间，都将其视为一位半人半神的人物，曾一度出现于各地的关公神像和关公庙、便说明了这一点。而对张飞，人们则以“张飞穿针大瞪眼”、“猛张飞”等文学形式表现出褒贬不一的评价。无疑，在世代人的心目中，关羽是忠义的化身，而张飞则是鲁莽、粗率的代名词。
然而，在彭德怀的身上，我们却分别能找到关羽和张飞的影子：既有关羽的忠，又有张飞的直，二者矛盾而又和谐地融在一起。
彭德怀的忠，具体表现在他对毛泽东同志的态度和他对他所从事的事业坚贞不移的追求上。无庸讳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彭德怀和毛泽东，两个来自同一个地方，为了同一个目标而走到一起的战友和朋友，在历次的路线斗争中有过分歧，有过冲突。毛泽东便曾说过“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的话，彭德怀自己也承认他曾在多次路线斗争中犯过错误，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有过模糊认识，“同主席关系对半开”。但这些，仅仅只能说明彭德怀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有过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不能说明他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有过怀疑和反对。而事实上，经过多次教训之后，他对毛泽东怀有更多的尊敬和敬慕，同时有溢美之词：在粉碎张国焘反党阴谋之后，他非常称赞毛泽东的做法，认为是“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典范”；在和张闻天谈到要认真学习历史时，他称赞毛泽东“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并将毛泽东同斯大林作了比较，认为斯大林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是犯有错误的。而“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彭德怀对毛泽东的忠，不是盲从，更不是崇拜，他也反对将毛泽东神化，反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而是在斗争中求统一，在探讨中求团结。他反对毛泽东的一些缺点，如晚年的盲目乐观和急于求成、骄傲思想和个人独断。他也反对毛泽东的一些具体做法，如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他之所以反对毛泽东的这些具体做法，完全是在“忠”的前提下，希望革命和建设事业能搞得更好。
也许正是彭德怀这一特殊的忠，才有了他的“万言书”，有了庐山会议上的那封信，即使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压迫和禁闭之中，他还在给毛泽东写信，陈述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关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他则是身陷囹圄也依旧关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应该说，在对毛泽东个人的态度上，他既有称赞，也有反对，而在对待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建设方针上，他始终都是一个光明磊落、忠贞不二的执行者。所以，当有人攻击他“搞独立王国”、搞“军事俱乐部”时，彭德怀发火了，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
与这种关羽式的忠相比较，彭德怀身上张飞式的鲁莽和直率则表现得更为浓厚和明显。毛泽东便曾多次公开地称他为“张飞”。他爱骂人：在陕北时期，他曾在一次闲谈中对彭雪枫和张爱萍说：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喜欢骂人，你们都是挨过我骂的人，很对不起；对不同意见容易急躁发火；无论在什么场合，说话都比较粗率。这种不加雕饰的张飞式的鲁莽和粗率传到民间，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传说，以致庐山会议之后，民间便盛传有彭德怀和毛泽东对骂之说。其实，对骂是不符合实际的，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一些话语，却很能说明问题，请看以下片断①：
①这些对话或发言均根据庐山会议实录整理而来。
在揭批所谓的“军事俱乐部”时有人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彭：……华北座谈会操了我40天的娘，我现在要操20天。
主席：好，予以满足，咱们现在也来个四十天。
在7月31日的常委会上，谈到党内几次路线斗争时：主席：……在几次路线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彭：我61岁了。
在谈到如何对待不同意见时：主席：……不要一句话不对，就是什么什么。要容许申辩。思想不通，服从组织，实行党章很不容易。要听对方意见。
彭：我讲话都要先写个稿子，怕讲错了挨整。
主席：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
彭：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你提的那么高，我还没有了解。……
在8月1日的常委会上，当谈到要听取意见，改正缺点时：主席：一下子改不可能。洗脑问题，照顾他的特点，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包括黄老，有缺点，慢慢改。
彭：十一、十岁看牛，十三四岁开矿，十七岁当兵。40天会议，又感激又不感激，一生没吃过亏。
在会议快要结束时，彭德怀着急得讲了几句话：彭：可以放心，不会自杀，不会当反革命，可以种地参加劳动。
在毛泽东作了7月23日讲话之后，有批评彭德怀时讲的一段话：“第一书记说的算，别人说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不对的，是不正常的现象”，还有“什么都是第一书记挂帅”。彭德怀这些话是讲毛主席的，他对毛主席攻得厉害。他在小组会上还讲过“脱裤子”，“要脱大家都脱”。……
从以上这些片断可以看出，彭德怀身上颇似张飞式的鲁莽与直率的性格特征是非常明显的。这说明，旧式军队中的不良习气和作风对他的感染是非常严重的，并在他身上留下难以去掉的烙印。但“任何矛盾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透过彭德怀这一性格特征，我们却也可以看到他许多值得称赞之处：他爱骂人，却也爱士兵；他说话粗莽，不注意场合，却同时说明他不是什么“野心家”和“阴谋家”，也不是“有组织、有目的、有纲领”地搞“独立王国”，搞“军事俱乐部”的“右倾分子”，而是一个胸怀坦白、是非分明、心直口快的豪爽将军，一个矢志不渝、忠贞不二的纯正的共产党人。
忠，反映了一个人对事物相对稳定的看法和基本态度，是隐于内的。直，则是一个人对事物所持看法和态度不加雕饰的流露方式，是形于外的。也许正由于此，彭德怀的忠往往被外在的性格特征所掩盖，而鲁莽、直率的特点却给他带来许多不该有的误会和影响。在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一再强调自己那封信是“供毛泽东本人参考的”时，毛泽东即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并且说得相当严重：此话不真实，张飞是我封的。你认为不好说的，你不交心。一个心交，一个心不交。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拿不出来。
以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全国人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威望和地位推测，这段话给彭德怀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是不难想象、不言而喻的。
1.3 源于苦大仇深的倔强和执拗
熟悉彭德怀的人，都能明显地感觉到他身上有股极强的倔劲。毛泽东说他“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周恩来批评他“认为训服就是没骨头”，朱德指出他“对不同意见听不进，爱骂娘”，就连他自己也承认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彭德怀身上这种极强的倔强性格来自他童年的遭遇，是苦大仇深的产物。
1898年10月24日，彭德怀出生在湖南湘潭县石潭乡乌石寨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据说他的祖上是在清雍正年间从湘乡贩茶路过乌石峰，看到这里山清水秀，林木葱郁，人家稀少，是个可以定居的好地方，于是就在山下买了一片坡地，修了几间茅屋，从此落了户。因人得名，这里后来便被人们称为彭家园子。
乌石寨也好，彭家园子也好，山清水秀也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穷人是只能越来越穷。彭德怀一生下来，便受到一个又一个的打击和不幸。
在他8岁时，母亲死了，父亲也患病躺在床上，伯祖父80开外，祖母年过70、三个弟弟无人照管，只有半岁的四弟在母亲死后不到一个月便饿死了。生活的担子从此便沉重地压在他瘦小的肩上。这样可怜的生活，在彭德怀幼时的心灵上刻下了很多、很深的印痕，也极大地刺激并给了他终生难忘的影响。在彭德怀自述中他写了这样一件事：彭德怀10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富人家喜炮连天，他家却无一粒米下锅，无奈，彭德怀只好领了二弟去当叫化子，沿门乞讨。走到一个地主家门前时，地主高兴地问他们：“你们是招财童子吗”彭德怀答：“不是，我们是叫化子。”地主一听脸唰地一下便拉沉了，二弟连忙说：“是的，我们是招财童子，恭喜老爷发财。”地主一听又笑了，即给了他二弟一碗米饭。到了黄昏，彭德怀快要饿昏了，却没有讨到两升米。二弟问他为什么不说是招财童子时，彭德怀回答：“我不想说好听的让他们高兴。”
第二天，祖母又要他们去讨饭，彭德怀说什么也不愿去了，说：“我不去，讨饭受人欺侮。”祖母说：“不去怎么办
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彭德怀答道：”我再也不拿打狗棍了，我要去砂柴。“祖母拿他没办法，带了两个弟弟又出门乞讨去了。望着祖母远去的背影，彭德怀伤心极了，他在书中写道：”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70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拄着棒子，一步一扭的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我不愿说好听的让他们高兴“、”我再也不拿打狗棍了，我要去砍柴“。这是彭德怀发自幼小心灵之中对地主阶级的憎恶和对受压迫、受欺侮生活的反抗。也许正是从这时候起，他性格中的倔犟和执拗便埋下了种子，开始发芽并日益膨胀起来。
彭德怀的这一性格发展到后来，当他受到莫须有的攻击和诬陷之后，便更加强烈，并进一步和骂娘、发怒、大发雷霆结合起来。当有人说他发动“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时，彭德怀发火了：“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你们不是站在讲演台上，用劲地叫喊打倒彭德怀吗还喊打倒这，打倒那。你们想一下吧你们自己呢”即使在被林彪、江青一伙囚禁之后，彭德怀依旧对攻击他的红卫兵大发其火：“我有罪
我的罪在于消灭了几百万日本兵。“当庐山会议上有人说他搞”军事俱乐部“时，彭德怀当时就大发雷霆：”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即使对不带恶意而自己一时又难以接受的意见和批评，彭德怀也时有抵触，庐山会议期间不少人都指出了这一点。对毛泽东本人，彭德怀也敢于当面顶撞、变颜犯上。在上一节所引的对话片断中，这一点亦表现得相当明显。
但是，彭德怀的这种倔强和执拗，并没有发展到顽固不化的地步，相反，他虽然对不同意见有抵触，对莫须有的攻击爱骂娘，但当个人名义和全局利益“国家命运相矛盾的时候br /gt;</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