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
叶剑英为动员群众抗日，工作非常深入。在南岳期间曾动员衡山佛门弟子参加抗日。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同时他还利用多种机会作报告，进行演讲，传播革命火种、当时的云南日报曾称他具备着“我们理想中一个青年革命将领应有的农民般的诚朴，书生般的冷静和英雄般的勇敢。他的确还是一个具有天才的演说家。”他的文章“才华洋溢，脍灸一时”。
2.3 最佳“参座”
叶剑英一生中大多担当参谋长职务，智勇双全，“参座”的名声享誉中外。
1941年叶剑英从重庆奉调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协助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和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
叶剑英非常重视参谋部的建设，为参谋部建立了一整套工作制度：定期汇报情况；编辑出版作战周报；研究对敌斗争政策；建立情报网等。工作规范化，渠道畅通，对于保证中央、军委首长准确及时地掌握情况，指挥作战，起了重要作用。参谋部的工作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的高度评价。
43年6、7月间，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浪潮。胡宗南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集结了四五十万主力部队，准备进攻我边区。而当时我军主力大都在敌后抗日，留在边区的总共才四五万人。面对严重局势，叶剑英和参谋部一方面对敌人的军事部署和调动情况了解得了如指掌，及时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一方面经过分析后，他建议公开揭露国民党，作为退兵之计。
党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决定除从军事上调兵作好准备外，还要紧急进行政治动员，大搞宣传战，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制造内战的阴谋。
7月4日，朱总司令致电胡宗南；6月，朱总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新华社全文广播，并详细公布了敌人调兵部署。7月9日，延安数万人集会通电全国，揭露国民党阴谋。7月12日，毛主席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把包藏祸心的国民党蒋介石鞭笞得体无完肤。
我们这一着搞得国民党十分被动。其后蒋介石、胡宗南见阴谋已败露，又遭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难逃重新挑起内战的罪责，只好致电朱总司令，表示无进攻意。胡宗南则说：“敝部换防，请勿误会。”国民党顽固派导演的这幕反共丑剧，就这样急急收场了。
1947年，蒋介石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央决定把中央和军委机关一分为三。以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进驻晋西北地区，负责中央同各解放区的联系，统筹后方工作。三月底，中央后委转移到晋西北临县三交镇及周围的村庄。
为保证中央作战的需要，叶剑英狠抓了情报的收集整理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军委机关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每天不仅向中央提供国内情报，后来还提供一些国际情报。
由于后委的情报做得比较及时准确，使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的毛主席，对全国情况了如指掌，从而保证毛主席不仅顺利地指挥西北我军的作战，而且有效地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
除了情报工作，后委还组织作战经验介绍和组织全国党政军民各方面的通讯联络。中央的经费、物资供应及部分兵员补充等也是由后委承办的，为前委警卫部队征集了高质量的兵员。
叶剑英领导后委机关，默默无闻地担负着中央后方的保障并作了大量的参谋工作，每天都向统帅部通报敌我态势，成了中央的“耳目”，可称最佳参谋部，而这个参谋部的参谋长就是叶剑英。
2.4 挺作南天柱
1949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后，继续追歼向西北、西南、华南等地溃逃的国民党残敌。
为了消灭盘踞在华南一带的国民党军，解放广东，进而建立巩固的国防南大门，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华南分局，由叶剑英任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任第二书记，方方任第三书记。同时决定由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组成一个独立兵团，由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人统帅、向华南进军。
毛主席对解放华南十分重视。他几次同叶剑英谈话，作了许多具体指示。
叶剑英向主席汇报了南下准备工作，提到干部缺口太大，能分配太少，“好比我们客家话中的水尾田，流到最后剩的水就不多了。”
毛主席一听笑了。他借叶剑英的比喻，也很风趣地回答说：“水尾田是水尾田，但是你那里有一股泉水嘛。”
毛主席说完，两人同时笑了。叶剑英明白，“泉水”是指原华南分局、两广纵队和广大人民群众，那是革命胜利的源泉。
49年8月10日，叶剑英离开北平南下，9月初到达江西赣州，其时四兵团负责人陈赓、郭天民、刘志坚，十五兵团负责人邓华、赖传珠、洪学智，两广纵队负责人曾生、雷经天，原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等也已陆续到达。
叶剑英一到赣州，立即召开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和有关作战、干部会议等，对领导机构组成和干部配备、解放广东的部署、接管城乡的重要政策等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部署，解决了军事行动、战役计划、支前工作等一系列问题，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9月30日开始，四兵团、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在叶剑英、陈赓的统帅下，按照预定作战计划，各自从集结地区出发，迅猛地向广东攻击前进。由于守敌拒绝和平解决方案，人民解放军决心以武力攻占广州。一路上，斩关夺隘，所向披靡。10月10日，我军推进到清源、佛冈地区。
眼看广州指日可下。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忽然于10月10日7时致电中央军委，要求：“陈赓兵团即由现地英德、韶关线沿公路直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借以增大消灭桂敌的计算”，并称“目前似应集中兵力歼灭白崇禧的兵力为主。”
林彪当时对形势及敌情的估计是：由衡宝南退之敌七军、四十八军主力共4个师，已被我四野部队包围于祁阳以北地区，敌其他各军亦正回头北援，我有可能在祁阳以北歼灭白崇禧主力。韶关至广州线之敌主力正向铁路以西撤退，广州不打，敌人也要放弃。
中央军委鉴于林彪所报情况，于同日23时复电林彪、邓子恢及叶剑英、陈赓同意“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助主力聚歼白匪”，邓华兵团及两广纵队独立相机夺取广州。
林彪仍不满意“相机夺取广州”的指示。在军委复电后的第2天，即11日10时，他又向军委发出长达1000多字的电报，极力坚持他不打广州的意见。他认为，如果打下广州，在供应、财政、军事等各方面都对我军不利。继续坚持“无论祁阳以北之敌能否被歼，目前我军仍不宜攻占广东”。
叶剑英和四、十五兵团的负责同志收到军委复电后，立即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大家认为，林彪的意见是不符合敌我的双方的实际情况的。因为，林彪估计广州之敌会向西往广西撤退集中，而据当时从香港等地得到的情报，敌人是打算在广州外围抵挡一阵，然后向南退入海南岛或从海上逃跑。同时，我军正高速向广州前进，战场形势对我十分有利。
如果此时四兵团丢开广州，西入广西，不仅广州一时不能攻下，到广西也会由于路程太远而赶不上，难以断敌退路。
根据这些情况，叶剑英和陈赓于11日13时直接给林彪发报，坚持四兵团先参加打下广州，再入广西的原定作战计划，以免造成“两头失当”的局面。
林彪收到叶、陈来电后，于当天21时又致电“军委并叶剑英诸同志”，仍主张暂不夺取广州。但是他也不能全然不顾叶剑英等的意见，为推卸责任，他又在电报的最后增加一句：“但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仍继续向广州前进，达到歼敌目的。”这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措词，暴露了林彪的心机。
中央军委、毛泽东在全面研究了两广及云贵地区的敌我态势后，于10月12日2时和6时连续发电给林彪及叶剑英、陈赓，明确指出，根据当前情况，如果按林彪的意见，陈赓兵团入广西后，广东问题没有解决，广西问题也不能迅速解决，我军将陷入被动。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才被迫接受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意按原计划先进攻广州。
10月13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华南分局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军委、毛主席电文方针，全力夺取广州。
此后，部队不停顿向南猛进，势如破竹。14日下午六时半，胜利解放广州。随后，四兵团报告毛主席的指示，再次排除林彪的干扰，继续向南追击由广州地区逃跑的敌余汉谋残部三个兵团约四万余人，10月26日在阳江、阳春地区全歼逃敌，胜利结束了广东战役。
解放广东作战的胜利，充分证明了叶剑英主持制定的战役计划的正确性。如果依照林彪的意见办，广州的解放就要推迟，敌残部四万余人就可能从海上逃跑。正是由于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同志在战役发展的关键时刻，从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敢于坚持原则，直陈所见，方得以排除林彪的错误意见，保证了原作战计划的执行，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3 屡立奇功之谜
从青年投身革命一直到老年鞠躬尽瘁，叶剑英一生经历过多少惊涛骇浪，可他总能拨开迷雾，把握方向，力挽狂澜。特别是每逢革命的关键时刻，他运筹帷幄，转危为安的非凡胆略和智谋更是在世人心中留下了无数神秘的传奇。
3.1 南昌起义前的真真假假
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处于低潮。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犹如星星之火，正在中国的大地上燃烧着。1927年7月，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同志正在酝酿举行南昌起义。
7月下旬，暗里已经倒向汪精卫、明里打着“护党”旗号的张发奎，突然下令第二方面军“东征讨蒋”。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不动声色，继续当好张发奎、黄琪翔的“参座”，随四军于7月下旬南下进驻九江。
此时，九江城内外驻满了军队，除了第四军，还有贺龙的二十军，叶挺的二十四师，以及朱培德等人的部队。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第四军军部就驻在甘棠湖的烟水亭一带。
一天，汪精卫偷偷上到了庐山。他到来之后，立即召集黄琪翔、朱培德等开会，告诉他们，他已嗅到了共产党人的“火药味”，要赶紧采取办法应付他们秘密策划，决定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命令贺、叶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阴谋以三个军的兵力围攻贺、叶部队，企图将革命队伍中已燃起的革命火焰一举扑灭。
但是，敌人作梦也没有想到，共产党就在他们的身边。
军情急如火。叶剑英察觉了敌人的阴谋，他与叶挺将军本来有密码联系，但是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便连夜下山找到叶挺，将汪精卫等人的密谋悄悄如告诉他。
两位老战友异地重逢，心情格外激动。他们商定立刻通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还有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以及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
风和日丽，水波不兴。甘棠湖上，一只小船在湖面上不引人注目地漂荡着。几个逍遥自在的“游客”坐在其中。
叶剑英小声告诉了他在山上偷听到的消息。
“他们要我们上山搞什么名堂”贺龙一听急了，抢先发问。
叶剑英沉静地回答：“说是要请你们上山避暑，商议军情。很可能要把你们扣起来，罢掉兵权。”叶剑英并将他了解的内情和盘托出。
叶挺听后首先问贺龙军长上不上山，贺龙坚决地说：“不去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叶挺接着说：“对，我们不能上当”
经过短时间的磋商，他们决定了三件事情：第一，贺、叶不上庐山；第二，贺叶部队不按张发奎命令，要开往牛行车站前往南昌；第三，叶挺的部队第二天即开拔，贺龙第三天行动，先将火车皮让给叶挺。
叶剑英最后对他们说：“到南昌后有什么行动你们要告诉我。”
小划子会议后，部队立即按计划行动，贺、叶从此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汪精卫的反动阴谋顿成泡影。
但是，敌人并不就此罢休，汪精卫又突然下令要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叶剑英事先得知这一阴谋，又秘秘通知廖乾吾、高语罕等同志迅速离开了九江。
“八一”起义的枪声，划破了黑暗的夜空，飞向了神州大地。叶剑英从贺龙的情报中，知道了起义成功的消息，格外高兴。但没有想到，起义队伍很快就撤离了南昌。
张发奎听说南昌起事，贺龙、叶挺“背叛”，立即召集二方面军的高级军官开会，研究对策。会议气氛紧张，许多人都主张派兵尾追，捉拿贺、叶。
本来张发奎刚得到消息，就急忙从九江乘火车赶往南昌，想以“郭令公单骑见回纥”的姿态，镇住起义军，挽回败局。
但中途被阻，已是非常气恼。这时偏偏汪精卫也传令追赶，更是火上浇油。他大发雷霆：“贺龙、叶挺完全不顾公渲私情，我就是要追着他们的屁股打”他正要下令，一旁沉默多时的叶剑英说话了。
他朝着张发奎说：“向华公，依我之见，我们还是开往广州不追贺、叶为好。”
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都瞄准了他，想从参座智慧而英武的脸上找出答案。
叶剑英不慌不忙地从分析面临的战局说起，讲出一篇“力主不追”的道理来：“总指挥早就想南下广东，重举总理义旗，目前正是时机。
广东是李济深的天下，我们原想去，他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贺、叶的部队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要请我们回广东相助，这时我们便可打起援师的旗号，直趋广州。这样比跟着贺、叶屁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如果现在尾追贺、叶，消耗兵力不说，别说不一定能追上，即使捉获他们，而我们在广东仍无立足之地，何谈北伐统一大事“
张发奎一听，觉得有道理。他原来奉命“求征讨蒋”也不是出于本心，实则是想南下重返广东，扩充实力，以图大事。于是放弃了尾追贺叶的企图，但怕人误解有通共之嫌，仍虚张声势派小股兵力摇旗呐喊，追了上去。后来，张发奎看到二方面军基本瓦解，大势已去，就让黄琪翔代理总指挥，率领剩下的部队朝着广东南雄前进，而自己则意态索然地乘船去了香港。
正是叶剑英的机智，方使贺龙、叶挺免遭暗害，从而保障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得以顺利实现。而南昌起义后又是由于叶剑英的妙计打动了张发奎，才使起义军在没有追兵的情况下，打开了南进的道路，直下潮梅，与彭湃的农民军汇合。后来正是依靠这些革命火种，方在全国形成了熊熊的燎原之势。
3.2 红旗插上五羊城
南昌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叶剑英率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于8月上旬进驻南昌。
这个教导团的前身，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内有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唐生智密令其嫡系军长何健、李品仙、刘兴军率队，乘军校师生演习之机将其包围在武汉洪山之上，企图一举全歼之。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叶剑英伸出了救援之手。他找张发奎趁机解围，把军校收编过来以壮大二方面军的力量。
唐生智、何健慑于张发奎的压力，不得不收回魔爪。这支革命力量不久被张发奎宣布解散而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有近3000人，其中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
南昌起义后教导团从武汉到达九江时，张发奎突然宣布“清党”，要全团缴械。叶剑英心里很着急。为了保护这个革命武装，他借机向张发奎“毛遂自荐”，兼任了教导团团长。
8月中旬，叶剑英率领教导团沿赣江南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在这个团既当领导人，又当保护人；既管思想，又管操练，呕心沥血，言传身教，悉心为党培养革命武装。9月底，叶剑英先期到达广州。
广州自从“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员被捕杀害，进步组织被破坏，处开革命低潮。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李济深为了对付南昌起义军，调兵遗将去潮汕增援。张发奎乘机命令黄琪翔率第四军从粤北开进广州城，准备排除桂系部队，掌握广东政权。
叶剑英就是在张发奎雄心勃勃、欲掌大权的情况下回到他的身边的，张发奎很高兴。但是，他的到来却遭到四军一些高级军官如陈可钰、薛岳等人的反对。陈可钰煞有介事地说：“蒋介石那样信任叶剑英，结果叶还反蒋，这个人靠不住，不能叫他来广州”
张发奎说：“反蒋我也反那时的蒋介石，就应该反”
叶剑英来见张发奎，张劈头就问：老叶，你回来了，可有人反对，你看怎么办“
叶剑英试探着说：“送我出国学习吧”
张发奎当然不肯，还是留他继续担任第四军的参谋长。
叶剑英于是更加谨慎，警惕细心，表面上优哉逍遥，实际上却在加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首先找到中共广东省委委员、负责广东省军委工作的黄锦辉同志，汇报了教导团南下情况。黄锦辉介绍了革命形势，传达了中央和广东省委准备发动起义的指示，交待给叶剑英的主要任务是：掌握敌军动态；加强对教导团的控制，扩大革命力量，分化削弱敌人力量，对张发奎不能抱幻想，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马脚。
遵照党的指示，叶剑英以第四军参谋长的名义，调教导团进驻广州北校场四标营，加紧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教导团还以加强训练为名，成立了一个士兵训练委员会，侧重进行基战的训练。
这时，张发奎、黄琪翔与李济深、黄绍竑争夺广东政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汪精卫与张发奎密谋，于27年11月17日乘李济深去上海之机，张、黄以“护党”名义发动了倒李政变。
张、黄倒李之战既起，叶剑英根据党的部署，充分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即刻命教导团投入战斗，一举攻占了黄绍竑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黄绍竑非常痛恨叶剑英，曾两次派人暗杀他，未能得逞。
在这场驱逐李、黄的战斗中，教导团不但增强了战斗意志和信心，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弹药，进一步武装了自己，还秘密地装备了部分工人纠察队。
就在张、黄庆祝胜利、妄图镇压和消灭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时候，他们的对手不甘心失败，调兵遣将，组成东西两路军，准备共同夹击广州。
面对这样紧迫的形势，张发奎连忙召集部属们商讨对策。
叶剑英乘机劝张、黄出兵，保卫广州。他分析敌情后，主张先打部队虽多但多属杂牌的西路，先拿黄绍竑开刀，柿子先拣软的捏。
张发奎非常高兴，接着叶剑英施展“调虎离山”之计，向张发奎建议：“要打梧州，就得全力以赴，不留一兵一卒”
张发奎决定全力以赴，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率主力十二、二十六师进击黄绍竑；其余主力也都调出广州外围，以防进犯之敌。黄琪翔出征前将广州军务委任给叶剑英，这样，广州城内只剩下教导团、警卫团和其他少数部队，防务空虚，一时成了“不设防的城市”，这就给广州起义造成了极好的时机。
为了加强起义的武装力量，黄锦辉特意交代叶剑英，要设法扩充第四军警卫团。
叶剑英马上面晤张发奎，向他提出广州城防空虚急需扩编警卫团的建议，并有意推荐中共地下党员梁秉枢担任团长。
叶剑英想方设法，安排张诗教、陶剑寒陶铸等一批共产党员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并将三百多曾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成第五营，由共产党员施恕之任营长。
这样，在广州起义前，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秘密地准备了教导团、警卫团两个“姐妹团”的革命武装力量，还与其他国民党军中倾向革命的老熟人保持联系，以备策应起义之用。他的机智果敢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使敌人无法意料。
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紧张阶段。
12月7日，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决定12日起义。
不料，正当准备就绪，即将发动起义的关键时刻，设在小北直街的大安来店的武器转运站被敌人侦破，教导团也有反动分子告密。
本来，对于广州暴动，特别是教导团参与暴动一事，社会谣言甚多，只因没抓到大的把柄，加上叶剑英暗下保护，敌人才没有下手。这次不同了，暴动的迹象过于暴露，张发奎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作出了屠杀广州的革命分子的决议，并密调黄琪翔部队从西江前线赶回，策划镇压广州起义。
叶剑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而出去见张发奎，说明所谓暴动的情报不可靠，并以教导团“老团长”的身份担保教导团不会出事。同时将有关情况随时报告党组织，暗里通知教导团作好准备，不被敌人袭击。
根据情况，起义决定提前举行。
11日凌晨三时三十分，教导团打响了第一枪，在敌人心脏里的暴动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南方第一大城市的广州起义宣告开始了。
英勇的教导团全体革命官兵、警卫团和三千多人的工人赤卫队投入了市内的战斗，王侃予等率领的黄埔军校特务营和其他参加起义的国民党队伍，也反戈一击，加入了革命的队伍。
在总指挥部里，担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的叶剑英同总指挥叶挺等共同指挥战斗。
起义部队经过勇猛的战斗，控制了广州市的大部分地区，并设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苏维埃政府
但由于兵力不济，战斗越来越困难。到12日晚。总指挥被迫下达了撤出广州的紧急命令。被誉为“广州巴黎公社”的这次英勇起义，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了。
“将成即毁原尝试，虽败犹荣应赞扬。”广州起义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联系在一起，成为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它是中国工农兵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在我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叶剑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极其危险与艰难的境况下为起义准备了武装力量，巧妙的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捕捉战机，为广州起义的成功举行立下了不朽功绩。
3.3 长征途中立奇功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军总兵力达十万人，这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当时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闹独立，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要向川康方向发展。为统一思想，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要“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张国焘会上并没反对，但会议一结束，他回到杂谷脑立即致电中央，支持南下，诬蔑中央执行了错误的路线，要求改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张国焘造谣生事，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妄图篡夺领导权。他指使他控制的川康省委致电党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的名单，请他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专行”的大权。他还采用军阀政客手段，企图拉拢一些在中央和一方面军工作的领导人，借口统一指挥问题没有解决，阻挠四方面军北上。
中共中央一方面对他进行耐心说服和严肃斗争；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和团结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在此情况下，张国焘方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
他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几个团补充一方面军。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黑水附近的则格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李富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带领一些同志立即从黑水出发，于月底赶到了毛儿盖。
叶剑英一到毛儿盖，即着手加强前指司令部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同时，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和其他原因。使红军在这一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东出四川的机会。敌人在此同时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
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中央于8月14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同时并进。左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九、三十一、三十三军，于卓克基集中，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率领下，经草地到阿坝，然后向东出墨德，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师。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四、三十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直接率领下，由前敌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在毛儿盖集中，经草地到班佑，与左路军会师。
8月18日，叶剑英带两个团出发，作为先遣部队，为左路军开路。程世才、李先念率三十军跟进。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战胜重重困难通过了草地。
右路军到达班佑之后，为了打开通往陕甘的门户，8月29日发动了著名的包座战斗，消灭了胡宗南守敌一个团和援敌一个师，给胡宗南以沉重打击。这时，已占领阿坝的左路军如能按计划北上，一定能顺利进行夏洮战役，迅速占领甘南。
可是，张国焘却在阿坝按兵不动。他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处处同中央离心离德，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他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不能徒涉”，“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并强令已向班佑进发的先头部队退回阿坝，要求已过草地的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之敌，迅速南下。
这时，随右路军行动的陈昌浩是积极追随张国焘的，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他暗中进行南下的准备。为了争取陈昌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多次开会，说明他支持北上方针，但陈昌浩不为所动，对张国焘仍惟命是从。
陈昌浩的表现，更助长了张国焘的野心。9月8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同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和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联名复电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正处最严重关头，“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这封电报签署的时间是9月8日22时。
然而张国焘此时的篡权野心已恶性发展，根本听不进中央的耐心说服。就在接到毛泽东等7人联名的电报后，他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恼羞成怒，竟然向陈昌浩发出密电，命令在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阴谋用武力危害中央。
密电到巴西，适逢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陈昌浩正讲话时。译电员送来这份电报就交给了叶剑英。参谋长当即转给陈昌浩，但陈正讲在兴头上没顾上看，又交回给叶剑英。
叶剑英一看电报内容，大吃一惊，事关重大，必须审慎处置。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电报装起来，然后佯作上厕所，出门后飞跑到中央驻地，将电报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一看，马上把电文抄了下来。叶剑英说：“此地有危险，不能留，请主席立即到三军团去。”
秦邦宪插话说：“老叶，你呢一起走吧。”
叶剑英说：“我不能走，我一动，恐怕你们都走不了啦。”
想到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毅然决然留了下来。
毛泽东嘱咐他谨慎从事，并寻机脱险。
送走叶剑英后，毛泽东立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三军团部驻地，同周恩来、王稼祥等开会研究，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中央果断决定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三军团部队离开巴西北上。
即将离开巴西的时候，张闻天悄悄告诉李维汉：张国焘发来电报给陈昌浩说，如果毛、洛、周、博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张闻天还交待李维汉，把他负责的机关单位在10日凌晨带到三军团驻地，会同中失一路北上。
中央负责同志走后，究竟怎样能把直属队带走呢难道留给张国焘吗叶剑英急中生智，决定利用张国焘的南下电报，以“打粮”为名，设法带走部队。得到陈昌浩同意后，他立即召集直属队的领导干部开会，到会的有林伯渠、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他通知了紧急情况，确定10日凌晨2时出发，以“打粮”为名撤回三军团，要大家绝对保密。与此同时，叶剑英还到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找到吕继熙吕黎平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当时三军团宣传部长刘志坚正带一个几十人的宣传队到驻地在包座的三十军去演出，叶剑英发了个电报要他们立即赶回。
9月10日凌晨两点，军委直属队出发“打粮”了。叶剑英与杨尚昆在前敌指挥部附近的水磨房会面，追赶已出发的部队。当他走到军委直属队行军休息的地方，同志们看到叶参谋长来了，高兴地说：“参谋长，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风趣地说：“不我们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在一个交叉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等待他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他们着急地说：“老叶你要快走啊”
“我现在不是和你们在一样走吗”叶剑英诙谐地答道。
“老叶，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把密电送给毛主席，又把军委直属队带出来了，人家对你恨死了，会放过你吗”
“好我就走。”
叶剑英和直属队从潘州到阿西，由于夜黑路不熟，二十多里路足足摸索了六个小时，赶上三军团又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呢。
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现在情况紧急，我们不能在此停留，要赶紧向俄界前进，与一军团会合。”
10日，党中央公布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向全军提出，应继续北上，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并命令军委直属队和三军团立即向拉界、俄界开进。
在红军面临危难的时刻，身为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不折不扣地执行张国焘的命令。他发觉中央单独北上以后，立即召集高级干部会，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并给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四军军长许世友当即请示徐向前，在此关键时刻，徐向前总指挥严肃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徐向前的话，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避免了两大主力红军之间的冲突，使中央免遭追击之苦。陈昌浩为了向张国焘有所交待，派人送信给彭德怀，企图阻止北上。只有李特等几个人不愿跟中央北进，把红军大学的部分人员带回巴西去了。
9月11日，叶剑英等继续行军，又走了六十里路，到达俄界。彭德怀、秦邦宪等见到他，老远就大声喊：“老叶，好危险啊你昨天前脚刚走，后脚就跟来四支驳壳枪到处找你。他们问，参谋长在哪里</br></br>
叶剑英为动员群众抗日，工作非常深入。在南岳期间曾动员衡山佛门弟子参加抗日。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同时他还利用多种机会作报告，进行演讲，传播革命火种、当时的云南日报曾称他具备着“我们理想中一个青年革命将领应有的农民般的诚朴，书生般的冷静和英雄般的勇敢。他的确还是一个具有天才的演说家。”他的文章“才华洋溢，脍灸一时”。
2.3 最佳“参座”
叶剑英一生中大多担当参谋长职务，智勇双全，“参座”的名声享誉中外。
1941年叶剑英从重庆奉调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协助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和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
叶剑英非常重视参谋部的建设，为参谋部建立了一整套工作制度：定期汇报情况；编辑出版作战周报；研究对敌斗争政策；建立情报网等。工作规范化，渠道畅通，对于保证中央、军委首长准确及时地掌握情况，指挥作战，起了重要作用。参谋部的工作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的高度评价。
43年6、7月间，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浪潮。胡宗南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集结了四五十万主力部队，准备进攻我边区。而当时我军主力大都在敌后抗日，留在边区的总共才四五万人。面对严重局势，叶剑英和参谋部一方面对敌人的军事部署和调动情况了解得了如指掌，及时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一方面经过分析后，他建议公开揭露国民党，作为退兵之计。
党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决定除从军事上调兵作好准备外，还要紧急进行政治动员，大搞宣传战，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制造内战的阴谋。
7月4日，朱总司令致电胡宗南；6月，朱总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新华社全文广播，并详细公布了敌人调兵部署。7月9日，延安数万人集会通电全国，揭露国民党阴谋。7月12日，毛主席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把包藏祸心的国民党蒋介石鞭笞得体无完肤。
我们这一着搞得国民党十分被动。其后蒋介石、胡宗南见阴谋已败露，又遭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难逃重新挑起内战的罪责，只好致电朱总司令，表示无进攻意。胡宗南则说：“敝部换防，请勿误会。”国民党顽固派导演的这幕反共丑剧，就这样急急收场了。
1947年，蒋介石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央决定把中央和军委机关一分为三。以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进驻晋西北地区，负责中央同各解放区的联系，统筹后方工作。三月底，中央后委转移到晋西北临县三交镇及周围的村庄。
为保证中央作战的需要，叶剑英狠抓了情报的收集整理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军委机关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每天不仅向中央提供国内情报，后来还提供一些国际情报。
由于后委的情报做得比较及时准确，使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的毛主席，对全国情况了如指掌，从而保证毛主席不仅顺利地指挥西北我军的作战，而且有效地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
除了情报工作，后委还组织作战经验介绍和组织全国党政军民各方面的通讯联络。中央的经费、物资供应及部分兵员补充等也是由后委承办的，为前委警卫部队征集了高质量的兵员。
叶剑英领导后委机关，默默无闻地担负着中央后方的保障并作了大量的参谋工作，每天都向统帅部通报敌我态势，成了中央的“耳目”，可称最佳参谋部，而这个参谋部的参谋长就是叶剑英。
2.4 挺作南天柱
1949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后，继续追歼向西北、西南、华南等地溃逃的国民党残敌。
为了消灭盘踞在华南一带的国民党军，解放广东，进而建立巩固的国防南大门，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华南分局，由叶剑英任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任第二书记，方方任第三书记。同时决定由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组成一个独立兵团，由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人统帅、向华南进军。
毛主席对解放华南十分重视。他几次同叶剑英谈话，作了许多具体指示。
叶剑英向主席汇报了南下准备工作，提到干部缺口太大，能分配太少，“好比我们客家话中的水尾田，流到最后剩的水就不多了。”
毛主席一听笑了。他借叶剑英的比喻，也很风趣地回答说：“水尾田是水尾田，但是你那里有一股泉水嘛。”
毛主席说完，两人同时笑了。叶剑英明白，“泉水”是指原华南分局、两广纵队和广大人民群众，那是革命胜利的源泉。
49年8月10日，叶剑英离开北平南下，9月初到达江西赣州，其时四兵团负责人陈赓、郭天民、刘志坚，十五兵团负责人邓华、赖传珠、洪学智，两广纵队负责人曾生、雷经天，原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等也已陆续到达。
叶剑英一到赣州，立即召开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和有关作战、干部会议等，对领导机构组成和干部配备、解放广东的部署、接管城乡的重要政策等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部署，解决了军事行动、战役计划、支前工作等一系列问题，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9月30日开始，四兵团、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在叶剑英、陈赓的统帅下，按照预定作战计划，各自从集结地区出发，迅猛地向广东攻击前进。由于守敌拒绝和平解决方案，人民解放军决心以武力攻占广州。一路上，斩关夺隘，所向披靡。10月10日，我军推进到清源、佛冈地区。
眼看广州指日可下。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忽然于10月10日7时致电中央军委，要求：“陈赓兵团即由现地英德、韶关线沿公路直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借以增大消灭桂敌的计算”，并称“目前似应集中兵力歼灭白崇禧的兵力为主。”
林彪当时对形势及敌情的估计是：由衡宝南退之敌七军、四十八军主力共4个师，已被我四野部队包围于祁阳以北地区，敌其他各军亦正回头北援，我有可能在祁阳以北歼灭白崇禧主力。韶关至广州线之敌主力正向铁路以西撤退，广州不打，敌人也要放弃。
中央军委鉴于林彪所报情况，于同日23时复电林彪、邓子恢及叶剑英、陈赓同意“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助主力聚歼白匪”，邓华兵团及两广纵队独立相机夺取广州。
林彪仍不满意“相机夺取广州”的指示。在军委复电后的第2天，即11日10时，他又向军委发出长达1000多字的电报，极力坚持他不打广州的意见。他认为，如果打下广州，在供应、财政、军事等各方面都对我军不利。继续坚持“无论祁阳以北之敌能否被歼，目前我军仍不宜攻占广东”。
叶剑英和四、十五兵团的负责同志收到军委复电后，立即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大家认为，林彪的意见是不符合敌我的双方的实际情况的。因为，林彪估计广州之敌会向西往广西撤退集中，而据当时从香港等地得到的情报，敌人是打算在广州外围抵挡一阵，然后向南退入海南岛或从海上逃跑。同时，我军正高速向广州前进，战场形势对我十分有利。
如果此时四兵团丢开广州，西入广西，不仅广州一时不能攻下，到广西也会由于路程太远而赶不上，难以断敌退路。
根据这些情况，叶剑英和陈赓于11日13时直接给林彪发报，坚持四兵团先参加打下广州，再入广西的原定作战计划，以免造成“两头失当”的局面。
林彪收到叶、陈来电后，于当天21时又致电“军委并叶剑英诸同志”，仍主张暂不夺取广州。但是他也不能全然不顾叶剑英等的意见，为推卸责任，他又在电报的最后增加一句：“但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仍继续向广州前进，达到歼敌目的。”这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措词，暴露了林彪的心机。
中央军委、毛泽东在全面研究了两广及云贵地区的敌我态势后，于10月12日2时和6时连续发电给林彪及叶剑英、陈赓，明确指出，根据当前情况，如果按林彪的意见，陈赓兵团入广西后，广东问题没有解决，广西问题也不能迅速解决，我军将陷入被动。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才被迫接受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意按原计划先进攻广州。
10月13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华南分局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军委、毛主席电文方针，全力夺取广州。
此后，部队不停顿向南猛进，势如破竹。14日下午六时半，胜利解放广州。随后，四兵团报告毛主席的指示，再次排除林彪的干扰，继续向南追击由广州地区逃跑的敌余汉谋残部三个兵团约四万余人，10月26日在阳江、阳春地区全歼逃敌，胜利结束了广东战役。
解放广东作战的胜利，充分证明了叶剑英主持制定的战役计划的正确性。如果依照林彪的意见办，广州的解放就要推迟，敌残部四万余人就可能从海上逃跑。正是由于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同志在战役发展的关键时刻，从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敢于坚持原则，直陈所见，方得以排除林彪的错误意见，保证了原作战计划的执行，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3 屡立奇功之谜
从青年投身革命一直到老年鞠躬尽瘁，叶剑英一生经历过多少惊涛骇浪，可他总能拨开迷雾，把握方向，力挽狂澜。特别是每逢革命的关键时刻，他运筹帷幄，转危为安的非凡胆略和智谋更是在世人心中留下了无数神秘的传奇。
3.1 南昌起义前的真真假假
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处于低潮。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犹如星星之火，正在中国的大地上燃烧着。1927年7月，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同志正在酝酿举行南昌起义。
7月下旬，暗里已经倒向汪精卫、明里打着“护党”旗号的张发奎，突然下令第二方面军“东征讨蒋”。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不动声色，继续当好张发奎、黄琪翔的“参座”，随四军于7月下旬南下进驻九江。
此时，九江城内外驻满了军队，除了第四军，还有贺龙的二十军，叶挺的二十四师，以及朱培德等人的部队。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第四军军部就驻在甘棠湖的烟水亭一带。
一天，汪精卫偷偷上到了庐山。他到来之后，立即召集黄琪翔、朱培德等开会，告诉他们，他已嗅到了共产党人的“火药味”，要赶紧采取办法应付他们秘密策划，决定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命令贺、叶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阴谋以三个军的兵力围攻贺、叶部队，企图将革命队伍中已燃起的革命火焰一举扑灭。
但是，敌人作梦也没有想到，共产党就在他们的身边。
军情急如火。叶剑英察觉了敌人的阴谋，他与叶挺将军本来有密码联系，但是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便连夜下山找到叶挺，将汪精卫等人的密谋悄悄如告诉他。
两位老战友异地重逢，心情格外激动。他们商定立刻通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还有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以及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
风和日丽，水波不兴。甘棠湖上，一只小船在湖面上不引人注目地漂荡着。几个逍遥自在的“游客”坐在其中。
叶剑英小声告诉了他在山上偷听到的消息。
“他们要我们上山搞什么名堂”贺龙一听急了，抢先发问。
叶剑英沉静地回答：“说是要请你们上山避暑，商议军情。很可能要把你们扣起来，罢掉兵权。”叶剑英并将他了解的内情和盘托出。
叶挺听后首先问贺龙军长上不上山，贺龙坚决地说：“不去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叶挺接着说：“对，我们不能上当”
经过短时间的磋商，他们决定了三件事情：第一，贺、叶不上庐山；第二，贺叶部队不按张发奎命令，要开往牛行车站前往南昌；第三，叶挺的部队第二天即开拔，贺龙第三天行动，先将火车皮让给叶挺。
叶剑英最后对他们说：“到南昌后有什么行动你们要告诉我。”
小划子会议后，部队立即按计划行动，贺、叶从此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汪精卫的反动阴谋顿成泡影。
但是，敌人并不就此罢休，汪精卫又突然下令要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叶剑英事先得知这一阴谋，又秘秘通知廖乾吾、高语罕等同志迅速离开了九江。
“八一”起义的枪声，划破了黑暗的夜空，飞向了神州大地。叶剑英从贺龙的情报中，知道了起义成功的消息，格外高兴。但没有想到，起义队伍很快就撤离了南昌。
张发奎听说南昌起事，贺龙、叶挺“背叛”，立即召集二方面军的高级军官开会，研究对策。会议气氛紧张，许多人都主张派兵尾追，捉拿贺、叶。
本来张发奎刚得到消息，就急忙从九江乘火车赶往南昌，想以“郭令公单骑见回纥”的姿态，镇住起义军，挽回败局。
但中途被阻，已是非常气恼。这时偏偏汪精卫也传令追赶，更是火上浇油。他大发雷霆：“贺龙、叶挺完全不顾公渲私情，我就是要追着他们的屁股打”他正要下令，一旁沉默多时的叶剑英说话了。
他朝着张发奎说：“向华公，依我之见，我们还是开往广州不追贺、叶为好。”
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都瞄准了他，想从参座智慧而英武的脸上找出答案。
叶剑英不慌不忙地从分析面临的战局说起，讲出一篇“力主不追”的道理来：“总指挥早就想南下广东，重举总理义旗，目前正是时机。
广东是李济深的天下，我们原想去，他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贺、叶的部队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要请我们回广东相助，这时我们便可打起援师的旗号，直趋广州。这样比跟着贺、叶屁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如果现在尾追贺、叶，消耗兵力不说，别说不一定能追上，即使捉获他们，而我们在广东仍无立足之地，何谈北伐统一大事“
张发奎一听，觉得有道理。他原来奉命“求征讨蒋”也不是出于本心，实则是想南下重返广东，扩充实力，以图大事。于是放弃了尾追贺叶的企图，但怕人误解有通共之嫌，仍虚张声势派小股兵力摇旗呐喊，追了上去。后来，张发奎看到二方面军基本瓦解，大势已去，就让黄琪翔代理总指挥，率领剩下的部队朝着广东南雄前进，而自己则意态索然地乘船去了香港。
正是叶剑英的机智，方使贺龙、叶挺免遭暗害，从而保障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得以顺利实现。而南昌起义后又是由于叶剑英的妙计打动了张发奎，才使起义军在没有追兵的情况下，打开了南进的道路，直下潮梅，与彭湃的农民军汇合。后来正是依靠这些革命火种，方在全国形成了熊熊的燎原之势。
3.2 红旗插上五羊城
南昌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叶剑英率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于8月上旬进驻南昌。
这个教导团的前身，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内有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唐生智密令其嫡系军长何健、李品仙、刘兴军率队，乘军校师生演习之机将其包围在武汉洪山之上，企图一举全歼之。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叶剑英伸出了救援之手。他找张发奎趁机解围，把军校收编过来以壮大二方面军的力量。
唐生智、何健慑于张发奎的压力，不得不收回魔爪。这支革命力量不久被张发奎宣布解散而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有近3000人，其中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
南昌起义后教导团从武汉到达九江时，张发奎突然宣布“清党”，要全团缴械。叶剑英心里很着急。为了保护这个革命武装，他借机向张发奎“毛遂自荐”，兼任了教导团团长。
8月中旬，叶剑英率领教导团沿赣江南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在这个团既当领导人，又当保护人；既管思想，又管操练，呕心沥血，言传身教，悉心为党培养革命武装。9月底，叶剑英先期到达广州。
广州自从“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员被捕杀害，进步组织被破坏，处开革命低潮。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李济深为了对付南昌起义军，调兵遗将去潮汕增援。张发奎乘机命令黄琪翔率第四军从粤北开进广州城，准备排除桂系部队，掌握广东政权。
叶剑英就是在张发奎雄心勃勃、欲掌大权的情况下回到他的身边的，张发奎很高兴。但是，他的到来却遭到四军一些高级军官如陈可钰、薛岳等人的反对。陈可钰煞有介事地说：“蒋介石那样信任叶剑英，结果叶还反蒋，这个人靠不住，不能叫他来广州”
张发奎说：“反蒋我也反那时的蒋介石，就应该反”
叶剑英来见张发奎，张劈头就问：老叶，你回来了，可有人反对，你看怎么办“
叶剑英试探着说：“送我出国学习吧”
张发奎当然不肯，还是留他继续担任第四军的参谋长。
叶剑英于是更加谨慎，警惕细心，表面上优哉逍遥，实际上却在加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首先找到中共广东省委委员、负责广东省军委工作的黄锦辉同志，汇报了教导团南下情况。黄锦辉介绍了革命形势，传达了中央和广东省委准备发动起义的指示，交待给叶剑英的主要任务是：掌握敌军动态；加强对教导团的控制，扩大革命力量，分化削弱敌人力量，对张发奎不能抱幻想，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马脚。
遵照党的指示，叶剑英以第四军参谋长的名义，调教导团进驻广州北校场四标营，加紧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教导团还以加强训练为名，成立了一个士兵训练委员会，侧重进行基战的训练。
这时，张发奎、黄琪翔与李济深、黄绍竑争夺广东政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汪精卫与张发奎密谋，于27年11月17日乘李济深去上海之机，张、黄以“护党”名义发动了倒李政变。
张、黄倒李之战既起，叶剑英根据党的部署，充分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即刻命教导团投入战斗，一举攻占了黄绍竑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黄绍竑非常痛恨叶剑英，曾两次派人暗杀他，未能得逞。
在这场驱逐李、黄的战斗中，教导团不但增强了战斗意志和信心，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弹药，进一步武装了自己，还秘密地装备了部分工人纠察队。
就在张、黄庆祝胜利、妄图镇压和消灭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时候，他们的对手不甘心失败，调兵遣将，组成东西两路军，准备共同夹击广州。
面对这样紧迫的形势，张发奎连忙召集部属们商讨对策。
叶剑英乘机劝张、黄出兵，保卫广州。他分析敌情后，主张先打部队虽多但多属杂牌的西路，先拿黄绍竑开刀，柿子先拣软的捏。
张发奎非常高兴，接着叶剑英施展“调虎离山”之计，向张发奎建议：“要打梧州，就得全力以赴，不留一兵一卒”
张发奎决定全力以赴，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率主力十二、二十六师进击黄绍竑；其余主力也都调出广州外围，以防进犯之敌。黄琪翔出征前将广州军务委任给叶剑英，这样，广州城内只剩下教导团、警卫团和其他少数部队，防务空虚，一时成了“不设防的城市”，这就给广州起义造成了极好的时机。
为了加强起义的武装力量，黄锦辉特意交代叶剑英，要设法扩充第四军警卫团。
叶剑英马上面晤张发奎，向他提出广州城防空虚急需扩编警卫团的建议，并有意推荐中共地下党员梁秉枢担任团长。
叶剑英想方设法，安排张诗教、陶剑寒陶铸等一批共产党员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并将三百多曾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成第五营，由共产党员施恕之任营长。
这样，在广州起义前，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秘密地准备了教导团、警卫团两个“姐妹团”的革命武装力量，还与其他国民党军中倾向革命的老熟人保持联系，以备策应起义之用。他的机智果敢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使敌人无法意料。
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紧张阶段。
12月7日，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决定12日起义。
不料，正当准备就绪，即将发动起义的关键时刻，设在小北直街的大安来店的武器转运站被敌人侦破，教导团也有反动分子告密。
本来，对于广州暴动，特别是教导团参与暴动一事，社会谣言甚多，只因没抓到大的把柄，加上叶剑英暗下保护，敌人才没有下手。这次不同了，暴动的迹象过于暴露，张发奎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作出了屠杀广州的革命分子的决议，并密调黄琪翔部队从西江前线赶回，策划镇压广州起义。
叶剑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而出去见张发奎，说明所谓暴动的情报不可靠，并以教导团“老团长”的身份担保教导团不会出事。同时将有关情况随时报告党组织，暗里通知教导团作好准备，不被敌人袭击。
根据情况，起义决定提前举行。
11日凌晨三时三十分，教导团打响了第一枪，在敌人心脏里的暴动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南方第一大城市的广州起义宣告开始了。
英勇的教导团全体革命官兵、警卫团和三千多人的工人赤卫队投入了市内的战斗，王侃予等率领的黄埔军校特务营和其他参加起义的国民党队伍，也反戈一击，加入了革命的队伍。
在总指挥部里，担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的叶剑英同总指挥叶挺等共同指挥战斗。
起义部队经过勇猛的战斗，控制了广州市的大部分地区，并设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苏维埃政府
但由于兵力不济，战斗越来越困难。到12日晚。总指挥被迫下达了撤出广州的紧急命令。被誉为“广州巴黎公社”的这次英勇起义，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了。
“将成即毁原尝试，虽败犹荣应赞扬。”广州起义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联系在一起，成为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它是中国工农兵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在我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叶剑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极其危险与艰难的境况下为起义准备了武装力量，巧妙的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捕捉战机，为广州起义的成功举行立下了不朽功绩。
3.3 长征途中立奇功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军总兵力达十万人，这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当时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闹独立，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要向川康方向发展。为统一思想，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要“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张国焘会上并没反对，但会议一结束，他回到杂谷脑立即致电中央，支持南下，诬蔑中央执行了错误的路线，要求改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张国焘造谣生事，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妄图篡夺领导权。他指使他控制的川康省委致电党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的名单，请他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专行”的大权。他还采用军阀政客手段，企图拉拢一些在中央和一方面军工作的领导人，借口统一指挥问题没有解决，阻挠四方面军北上。
中共中央一方面对他进行耐心说服和严肃斗争；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和团结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在此情况下，张国焘方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
他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几个团补充一方面军。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黑水附近的则格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李富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带领一些同志立即从黑水出发，于月底赶到了毛儿盖。
叶剑英一到毛儿盖，即着手加强前指司令部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同时，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和其他原因。使红军在这一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东出四川的机会。敌人在此同时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
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中央于8月14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同时并进。左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九、三十一、三十三军，于卓克基集中，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率领下，经草地到阿坝，然后向东出墨德，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师。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四、三十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直接率领下，由前敌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在毛儿盖集中，经草地到班佑，与左路军会师。
8月18日，叶剑英带两个团出发，作为先遣部队，为左路军开路。程世才、李先念率三十军跟进。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战胜重重困难通过了草地。
右路军到达班佑之后，为了打开通往陕甘的门户，8月29日发动了著名的包座战斗，消灭了胡宗南守敌一个团和援敌一个师，给胡宗南以沉重打击。这时，已占领阿坝的左路军如能按计划北上，一定能顺利进行夏洮战役，迅速占领甘南。
可是，张国焘却在阿坝按兵不动。他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处处同中央离心离德，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他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不能徒涉”，“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并强令已向班佑进发的先头部队退回阿坝，要求已过草地的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之敌，迅速南下。
这时，随右路军行动的陈昌浩是积极追随张国焘的，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他暗中进行南下的准备。为了争取陈昌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多次开会，说明他支持北上方针，但陈昌浩不为所动，对张国焘仍惟命是从。
陈昌浩的表现，更助长了张国焘的野心。9月8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同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和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联名复电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正处最严重关头，“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这封电报签署的时间是9月8日22时。
然而张国焘此时的篡权野心已恶性发展，根本听不进中央的耐心说服。就在接到毛泽东等7人联名的电报后，他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恼羞成怒，竟然向陈昌浩发出密电，命令在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阴谋用武力危害中央。
密电到巴西，适逢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陈昌浩正讲话时。译电员送来这份电报就交给了叶剑英。参谋长当即转给陈昌浩，但陈正讲在兴头上没顾上看，又交回给叶剑英。
叶剑英一看电报内容，大吃一惊，事关重大，必须审慎处置。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电报装起来，然后佯作上厕所，出门后飞跑到中央驻地，将电报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一看，马上把电文抄了下来。叶剑英说：“此地有危险，不能留，请主席立即到三军团去。”
秦邦宪插话说：“老叶，你呢一起走吧。”
叶剑英说：“我不能走，我一动，恐怕你们都走不了啦。”
想到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毅然决然留了下来。
毛泽东嘱咐他谨慎从事，并寻机脱险。
送走叶剑英后，毛泽东立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三军团部驻地，同周恩来、王稼祥等开会研究，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中央果断决定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三军团部队离开巴西北上。
即将离开巴西的时候，张闻天悄悄告诉李维汉：张国焘发来电报给陈昌浩说，如果毛、洛、周、博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张闻天还交待李维汉，把他负责的机关单位在10日凌晨带到三军团驻地，会同中失一路北上。
中央负责同志走后，究竟怎样能把直属队带走呢难道留给张国焘吗叶剑英急中生智，决定利用张国焘的南下电报，以“打粮”为名，设法带走部队。得到陈昌浩同意后，他立即召集直属队的领导干部开会，到会的有林伯渠、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他通知了紧急情况，确定10日凌晨2时出发，以“打粮”为名撤回三军团，要大家绝对保密。与此同时，叶剑英还到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找到吕继熙吕黎平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当时三军团宣传部长刘志坚正带一个几十人的宣传队到驻地在包座的三十军去演出，叶剑英发了个电报要他们立即赶回。
9月10日凌晨两点，军委直属队出发“打粮”了。叶剑英与杨尚昆在前敌指挥部附近的水磨房会面，追赶已出发的部队。当他走到军委直属队行军休息的地方，同志们看到叶参谋长来了，高兴地说：“参谋长，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风趣地说：“不我们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在一个交叉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等待他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他们着急地说：“老叶你要快走啊”
“我现在不是和你们在一样走吗”叶剑英诙谐地答道。
“老叶，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把密电送给毛主席，又把军委直属队带出来了，人家对你恨死了，会放过你吗”
“好我就走。”
叶剑英和直属队从潘州到阿西，由于夜黑路不熟，二十多里路足足摸索了六个小时，赶上三军团又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呢。
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现在情况紧急，我们不能在此停留，要赶紧向俄界前进，与一军团会合。”
10日，党中央公布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向全军提出，应继续北上，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并命令军委直属队和三军团立即向拉界、俄界开进。
在红军面临危难的时刻，身为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不折不扣地执行张国焘的命令。他发觉中央单独北上以后，立即召集高级干部会，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并给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四军军长许世友当即请示徐向前，在此关键时刻，徐向前总指挥严肃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徐向前的话，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避免了两大主力红军之间的冲突，使中央免遭追击之苦。陈昌浩为了向张国焘有所交待，派人送信给彭德怀，企图阻止北上。只有李特等几个人不愿跟中央北进，把红军大学的部分人员带回巴西去了。
9月11日，叶剑英等继续行军，又走了六十里路，到达俄界。彭德怀、秦邦宪等见到他，老远就大声喊：“老叶，好危险啊你昨天前脚刚走，后脚就跟来四支驳壳枪到处找你。他们问，参谋长在哪里</br></br>